魂梦相萦黄土情——记“泰勒环境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 [复制链接]

第7版(科技)
专栏：

魂梦相萦黄土情
——记“泰勒环境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
本报记者 杨雪梅
　　正如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遗痕，自然界沧海桑田的环境变化也在地球上刻下了三本完整的历史大书：一本是完整保存古环境变化信息的深海沉积，一本是系统反映气候变化的极地冰川，而第三本书则是中国的黄土沉积。这三本书是我们认识地球上自然历史、气候、生物变迁的最佳文献档案。
　　4月12日，2002年度“泰勒环境奖”的颁奖典礼上，评审委员会成员科恩教授用这样颇有诗意的语言，描述我国黄土沉积这一独特的地质现象，同时也肯定了以刘东生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在黄土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绩。
　　“泰勒环境奖”是世界环境科学领域的最高奖。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东生是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大陆科学家。黄土是如何走近刘东生的视野，又是如何成为他一生的追求？
　　寻找黄土中的宝藏
　　“黄土地是我们祖辈世代休养生息的地方，它是一个巨大的地质文献库，隐含着地球环境变化的各种信息；它像一把钥匙，能够解开无数的谜。”旅途的劳累还未洗去，85岁的刘东生精神矍铄地谈起自己对黄土地的感情。
　　刘东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师从杨钟健教授从事古脊椎动物方面的科学研究。解放初期，他和当时的地质学一起开始了转型。当时，我国的地质工作者老老小小加起来不足150人，同时由于我国地质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偏重于古生物的研究，有点儿“悬空”，为了满足当时现实的迫切需要，很多地质工作者响应国家的号召，参加了三门峡水库、龙羊峡水库的坝址及金、铜、镍矿的勘探工作。
　　1954年，刘东生参加了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考察队，四年时间里，刘东生走遍了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的黄土区。正是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刘东生和他的同事王克鲁开始了对黄土的科学总结。50年代末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的午饭常常就是两碗豆汁一碟咸菜，这样经过几年的坚持，他们先后于1964年、1965年、1966年出版了《黄河中游的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黄土的物质成份与结构》三本奠定我国黄土研究基础的著述。
　　“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断了刘东生的黄土研究，神秘而瑰丽的青藏高原成了他探险的主题，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重新亲近了黄土地。当时中国的北方地区每年冬天都受到一种地方病“克山病”的侵袭。在陕西延安、绥德等贫困老区，发病尤为严重。医学界与地质学人士共同参与了对这种地方病的治理。最后地质学家找到了答案，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黄土地中硒、钼、铜等微量元素缺乏所致，通过给当地百姓服用一种叫做亚硒酸纳的药片，这种地方病逐渐绝迹了。
　　黄土以这样的方式再次走进刘东生的视野，刘东生结合新技术、新方法对黄土进行了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和气候变化引人注目，世界各国的环境科学家开始研究过去数百万年中的气候变化，这也给刘东生以启示，他选取中国黄土沉积物作为研究对象，从古气候角度出发，提出了关于黄土—古土壤序列250万年来的古气候多旋回学说，揭示了地球上大陆沉积、海洋和冰盖环境变化记录的可比性，为研究全球变化提供了依据。
　　刘东生说自己最高兴的是，黄土的基础研究可以为黄土高原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造福于民。
　　让黄土研究薪火相传
　　“泰勒环境奖”是很高的个人荣誉，但刘东生坦言这项大奖应归功于进行中国黄土研究的所有科学工作者。在这次颁奖典礼上，国外同行最艳羡的也是中国目前所拥有的黄土研究梯队，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到兰州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活跃着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
　　刘东生在获奖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李四光、杨钟健、侯德封等老一辈地质学家对自己的耳提面命。没有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自己也许不会在地质学的大道上走这么远。而在西南联大学习时，闻一多、朱自清等一代大师们的道德文章，也使自己终生受益。
　　从30多岁起，刘东生也开始带研究生。50年过去了，他带的第一个研究生安芷生1991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目前是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院长、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所长，在黄土与季风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国际上公认的成果；研究生丁仲礼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所长，研究600万年的黄土沉积，而且从黄土扩展到红土的研究；而90年代回国的研究生郭正堂已经研究到2200万年以来黄土的变迁，以及我国北方干旱与半干旱的成因与青藏高原隆起的关系。如果再加入自己新招的20多岁的博士生，黄土的研究队伍蔚为壮观。
　　志同道合，师友同行，中国的黄土研究后继有人，刘东生说这次获奖对于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仅仅是一个新的开端。
　　踏遍青山人未老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一古训是刘东生的座右铭，他强调对于一个地质工作者来讲，这两句话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与其他学科相比，地质学更需要到野外去，“行万里路”是学科本身所特有的要求。在50年的地质生涯中，刘东生曾经走遍全国，无数次奔波在黄土高原，七赴青藏高原考察，多次担任珠穆朗玛峰、希夏邦马峰等科考队的队长。1991年他已74岁，还奔赴南极考察两个多月；1996年，他与气象学家高登义穿过北极圈到达国际极地研究院并野外考察两个星期；1999年，80高龄的刘东生仍乘船赴南海考察40多天。“踏遍青山人未老”，直到去年，刘东生又去了一次青藏高原。“不同的地质形态能够给人不同的发现，即使是同一个地方，每去一次也都会有不同的灵感。”在他的带领下，一大批地质工作者活跃在野外勘探的第一线。
　　地质学本身又要求有极广的知识面，化学、物理、古生物、气象学的知识储备一样也不能少。而刘东生所从事的第四纪地质研究又是地质学中对知识面要求最广的，“读万卷书”不仅仅是他的兴趣与爱好，而成为研究的必需。“科学本身的发展在于新的结合，地质学也不例外”。20世纪60年代末，正是由于地质学、地球化学、生物化学等多学科人员的综合研究、相互渗透，从而在我国开创了地方病及其地球化学环境、环境质量与环境评价等的新领域。事实上，刘东生在研究黄土的同时，在第四纪地质的研究、环境与地质以及青藏高原的隆起对自然环境的变化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刘东生说，50年代刚参加工作时，到哪里自己都是最年轻的，而现在无论是到国内还是国外开会考察，碰到的都是自己的学生辈，自己成了最老的一个。但他从不服老，他说使自己“年轻化”的方法有两个，一是教书育人，和20多岁的研究生在一起，他的思维会非常活跃，学习的过程就是使自己年轻的过程；二是野外勘探，回到大自然他总是高兴得像个孩子。　　在面对自然的地质年龄时，人永远是年轻的。作为一个老而弥坚的智者，刘东生既年轻又快乐。（附图片）
　　压题照片：44年之后，刘东生回到了他开始黄土研究的地方——山西省离石县王家沟。1955年，他在那里第一次确定了“离石黄土”。（卢家兴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