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德尔到富图恩——透视欧洲“后现代右翼自由主义”思潮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从海德尔到富图恩
——透视欧洲“后现代右翼自由主义”思潮
　　本报驻德国记者 江建国
　　最近一段时间，一个右翼的幽灵游荡在欧洲的政坛上。先是今年4月法国极右翼政治家勒庞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胜出，深深震撼着法国；继而在刚刚结束的荷兰议会选举中，新兴右翼政党“富图恩名单”一跃而成为荷兰议会中的第二大党。如果说两年多以前奥地利自由党领袖海德尔在欧洲政坛的异军突起是这股潮流的第一个浪头，那么应该承认，这股右翼浪潮已汇聚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几年前，当西欧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大部分国家占据统治地位之后，欧洲舆论曾认为，欧洲迎来了向左转的新时代，而今这股新的、不同于传统的保守政党的右翼势力，不仅对左翼、而且对整个政坛形成了强大的冲击。
　　“后现代右翼”与老纳粹没有太多瓜葛
　　极右势力的产生并非自今日始，早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欧洲就有形形色色的极右小团体涌现，例如勒庞早在1956年就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当时法国的极右政党领袖皮埃尔·普亚德曾在议会中拥有52个席位。德国民族民主党和德国人民联盟也都有几十年的历史。近年来欧洲各国几乎都出现了新纳粹、光头党等活动。这些组织一般都与二战前的法西斯思潮有思想渊源，在现实政治活动中经常为老纳粹鸣冤叫屈，同时散布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仇视外国移民。但这些势力一般并没有系统的政治经济纲领，虽活动多年在民众中并没有很大阵地，且处于各国情报治安机构的监视之下，对欧洲政治也没有形成真正的威胁。欧洲的舆论公认，这部分政治势力是名符其实的右翼极端主义，即极右。
　　最近两三年来真正对欧洲政坛形成冲击的是以奥地利自由党前主席海德尔为开端的新兴右翼势力。可以归于这一派的在意大利有北方联盟和民族联盟，丹麦人民党，挪威进步党以及最近刚刚崭露头角的荷兰的“富图恩名单”。这一派中的头面人物如海德尔，虽然也偶尔流露同情老纳粹的言论，但一般地说，他们的政治活动重点不在于为老纳粹翻案张目，其主要领导人多为战后时代出生，与老纳粹没有更多瓜葛，也不从事像新纳粹“光头党”那种触犯刑律的街头暴力活动。欧洲舆论认为，对这一派右翼势力定义为“后现代右翼自由主义”较为准确。
　　“后现代右翼”的鲜明特点：富有煽动力的领袖人物；不囿于左右分野的政治纲领；反对移民、欧洲统一和东扩
　　“后现代右翼”近年来发展迅速，它们有几个鲜明的共同特点。
　　其一，有一个在群众中富有煽动力、善于运用现代电子媒体的所谓“魅力型”领袖。勒庞、海德尔、富图恩是突出的代表。以今年5月被暗杀的荷兰的富图恩为例，他能言善辩，演说时使用普通群众都能听懂的语言，句子精炼简短，富有蛊惑力。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认为，富图恩不是通过他的党，也不是通过他的纲领，而完全是通过他本人去打动选民的。在5月15日的荷兰议会选举中，尽管他已于5月初被暗杀，这个党仍凭借他的影响，一举成为荷兰议会第二大党。
　　其二，政纲并不囿于传统的左右分野。富图恩被人称为典型的“合金政治家”，即既从左翼的思想库、也从右翼的思想库中汲取足以动员选民的口号和主张。他的竞选演说抓住普通民众最关心的政府机构官僚习气严重、医疗机构效率低下、高速公路堵车问题；勒庞则在社会治安问题上大做文章；海德尔当初在克恩滕州发迹之初，就是凭借要求降低房租、电费这些口号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移民问题上完全持右翼立场。勒庞说，在社会福利问题上他是“左派”，经济问题上是“右派”。
　　其三，敢于向政治禁区发起挑战，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按照欧洲多年形成的文化传统和道德标准，宗教间互相宽容、容纳难民和移民、保护少数民族是各个主要政党的共识。尽管欧洲各国都存在程度不等的外国移民增加带来的各种问题，但无论左翼或右翼政党都坚持上述以宽容为主导思想的共同标准。而这批“后现代右翼”偏偏敢于在这个问题上打破禁忌，荷兰的富图恩指名攻击伊斯兰教，主张限制移民的涌入；勒庞则以“法国和法国人优先”的口号煽动社会下层民众的民族情绪。反对外国移民成为“后现代右翼”的共同纲领。又如欧盟的扩大和欧洲联合与统一进程已是大势所趋，但奥地利的海德尔以及丹麦和挪威的“后现代右翼”政党，偏偏敢利用民众中存在的疑虑反对欧洲统一和欧盟东扩。
　　“后现代右翼”的崛起反映了欧洲民众在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深入进行之时，对未来的惶惑、担心、疑虑，以及对传统政党的不信任，给欧洲的政治家敲响了警钟
　　应该说，“后现代右翼”的这批政客对当前欧洲普通民众感受的社会变化方面嗅觉更加敏锐，因此，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他们所夺走的恰恰是原来左翼政党的选民和与传统政党都没有多少联系的年轻人。据统计，海德尔领导的奥地利自由党在1999年秋季的大选中多赢得的5个百分点的选票基本是来自原社会党选民，而在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据报道有30％的工人把选票投给了勒庞。在24岁以下的法国人中，有16％投了勒庞的票；在30岁以下的奥地利人中，海德尔夺走了35％的选票；在30岁以下的荷兰人中，可能多达一半的选票投给了“富图恩名单”。
　　按照一般的逻辑和历史经验，右翼能够在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中煽动起极端情绪，应有经济危机为背景。例如上世纪30年代希特勒上台就是当时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一个结果。但欧洲当今非但没遇到经济危机，恰恰相反，随着欧洲建设的深化，欧元的开始使用，欧洲人的日子比以往任何时候过得都好，而奥地利、荷兰以及北欧还比其他国家的经济情况更好一些，荷兰创造的社会合作克服失业的模式曾为其他国家所羡慕。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从“后现代右翼”势力增长最快的这几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来看，问题出在政治体制方面。以法国为例，宪法规定的总统和总理双轨行政首长制在戴高乐时代行得通，因为戴高乐有着很高的威望。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三次形成“左右共治”局面，两个行政首长互相掣肘，严重影响社会发展，没能就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及时作出反应，勒庞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乘虚而入的。再以奥地利为例，从战后到1999年为止的54年中，人民党和社会党一直垄断政权，有34年都是两党联合执政，由此滋生的惰性和官僚主义严重妨碍社会进步。所以当海德尔以一个挑战者的身份向这种多年不变的僵化格局发起进攻的时候，希望社会变革的力量就把他当作了旗手。荷兰与奥地利的情况也基本相似。
　　“后现代右翼”能在最近几年崭露头角，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国民众对欧洲一体化建设尚未充分理解，并存在种种疑虑。虽然欧元的流通已经把欧洲一体化实实在在地端到了每一个人的面前，但它没有回答民族特性、民族文化的前途问题。对普通民众来说，一个并非由他们投票选出的庞大的欧盟机构在遥远的布鲁塞尔操纵着他们的命运，毕竟普通民众难以弄明白欧盟的诸多机构是怎样运转的，怎样决策的。因此，当勒庞以捍卫法国主权的面目出现，当丹麦人民党和挪威进步党怀疑欧盟和欧元会损害他们的民族特性，当海德尔宣传欧盟东扩会造成来自东欧的廉价劳动力抢走奥地利人的饭碗时，普通民众、尤其是社会下层感到这是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面对“后现代右翼”的冲击，欧洲的政治家应该深入思索怎样迎接这批蛊惑家的挑战，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德国总理施罗德5月12日在柏林与英国首相布莱尔会谈时谈到，欧盟的机构应该进行深刻改革，更好地向公民们解释欧盟的政策，欧盟的决策应该更加透明。
主持人语
　四五月间，欧洲政坛两件事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无论是极右翼国民阵线带给法国政坛的强烈地震，还是荷兰富图恩被刺事件，都使人联想到欧洲近年来极右翼或“后现代右翼”政党在选举中出人意料的结果。透过这一系列事件，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思潮和社会现象，形形色色的极右翼组织和政党对欧洲政坛的冲击和影响是深远的。为帮助读者分析和理解这一现象，本报驻欧洲四国记者围绕这一主题阐述了各自的看法。
　　（附图片）
　　2002年5月1日，逾百万法国民众在巴黎巴士底广场举行集会，抗议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