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等所谓“乡村建设运动”是为什么人服务的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梁漱溟等所谓“乡村建设运动”是为什么人服务的
瞿菊农
过去各地的所谓“乡村建设运动”，不问他们之间有多少小的差别，或者自以为有区别，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的，都是站在反动政权一面的。他们的区别只是有的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勾结依靠帝国主义；有的站在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代表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并勾结联络封建地主阶级。前者以梁漱溟主办的山东邹平等地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后者以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代表。
我过去曾多年参加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进行“乡村建设”工作；和梁漱溟也认识多年，过去相当重视他的思想。最近读了冯友兰、吴景超、徐宗勉等人的文章，我进一步认识到梁漱溟思想的反动实质，和我自己过去的丑恶形象。
在这篇短文里，我不打算作思想上、理论上的分析和批判，而是要提出一些事实来，揭露过去所谓“乡村建设运动”的反动实质。
先就经费的来源说，梁漱溟等人先在河南办村治学院，经费是由伪河南省政府支出的。当时伪河南省主席是韩复矩。韩复矩离开河南，村治学院办不下去，全体师生曾到北京来。韩复矩担任伪山东省主席之后，梁漱溟等人才在山东邹平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经费由伪山东省政府支付。伪国民政府后来在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所谓“县政改革”案，其中有“设置县政建设实验区”的规定。梁漱溟、晏阳初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自此之后，“乡村建设运动”在伪山东省政府预算里动支经费，就有了根据，梁漱溟主办的乡村自治机关，实际上也就成伪政府机关的一部分。随后，有些省份也出现了所谓“实验县”或“实验区”。和梁漱溟有关的人们，并不是和“从外国来的”“财源”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九三三年前后，美国的“罗氏基金会”——即“美国煤油大王”的基金会——曾到中国来“帮助乡村运动团体”，提倡“乡村建设”。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合组了一个“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进行有关
“乡村建设”的研究、实验、训练的工作。那时邹平的做法，已推广到济宁，菏泽等专员区。“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曾和伪济宁专员公署合作，在济宁设立了一个“实习处”，这几个合作机关有人在济宁工作，有学生在济宁实习。在经费上不能说没有关系。
至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其经费来源则自始依靠美帝国主义。除了向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款之外，还曾向“米尔版基金会”、“卡匿奇基金会”、“罗氏基金会”、“美国援华联合委员会”申请“补助”，向美帝国主义分子个人“捐款”，向“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美援”请款，主要财源都是美帝国主义供给的。该会在定县根据所谓“县政改革”案设立的“县政建设研究院”，年近十万元的预算，是由伪河北省政府支出的，在进行推广工作中，也曾向伪政府拿钱。在湖南、四川办“实验县”的经费，也是由四川、湖南两伪省府支出的。
从经费上看，所谓“乡村运动”是为什么人服务，已经是很明白了。
梁漱溟曾说过，合作社对于他是一种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但实际上他是怎样办合作社呢？他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上说，“我们邹平的美棉运销合作社，轧花工人固然也有不少的社员，可是也有非社员在内……则多少含有借他人的劳力以营取利润的性质。”显然，这种合作社是带有剥削性质的。梁漱溟自己曾这样坦然地说，这是“在过渡阶段中的合作社，从某一意义说，也很像一种资本主义”。（引文均见“中国合作运动之路向”）但是，认真说来，邹平和定县的合作社实际上是为地主富农的利益服务并为帝国主义供应原料。邹平办的美棉运销合作社，在当时颇得到反动势力的赞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办的棉花运销，（二）中国银行曾大量投资。表面上的活泼金融是银行一时的投资所致。所谓“恢复农业生产力”是地主富农得利；增产的是帝国主义需要的原料。定县的合作社也是同样的东西，当时金城银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平民教育促进会不是合组了一个“华北农产改进社”吗？实际上，金城银行投资，而收集棉花、轧花、包装直到运输出去，则完全由合作社办。这样，所谓合作社，不过是代银行收买棉花罢了。到定县来的不止金城银行一家，还有伪中国银行。于是划定范围，分区收买。同时，在定县也听得有社员以信用贷款的方式向合作社贷得款子回去向农民放债的事情。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邹平、定县等地的合作社，都受到官僚资本的支配，而官僚资本，则是帝国主义的助手。可见过去“乡村建设运动”创导者开办的合作社并不是为农民服务，而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不仅如此，这种合作社实际上还和国民党政府相呼应。一九三○年以来，国民党政府不是在大力提倡“合作社”么？设立“豫鄂皖赣四省合作人员训练所”，设立农民银行，办农贷，这些都是事实。一九三五年，还颁定什么“合作社法”，在伪实业部设什么“合作司”，后来又成立所谓“农本局”之类“都以合作社为其交易对象”的机关。那时的合作社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难道还不明显么？
那时办“乡村建设运动”的人，还高唱什么“乡村自卫”。梁漱溟先说是“乡村自救”，进而要求建立“地方武装自卫”的力量。其实，他所要建立的是地主的武装，其目的是为了“保卫”乡村里的封建秩序，镇压农民运动。河南宛西大恶霸彭禹廷本来是梁漱溟创办的“村治学院”的骨干分子之一，他办“乡村自卫”最积极。这个大恶霸在宛西把地方“秩序”维持“好”了之后，也着手办教育、合作之类的事业。平民教育促进会为要帮助他维持封建秩序，曾应约派人去帮助办师范学校和民众教育。从这种事实看来，所谓“乡村自卫”，难道不是用武力维持和加强封建统治么？
曾经担任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后来做伪山东菏泽专员，“推广”乡村建设。他在菏泽，办了许多乡农学校。将乡农学校中有土地的一部“学众”，组织训练成一支“自卫”武力。抗战初期，韩复矩离开山东，这支“自卫”武力，并不曾对日抗战，实行自卫。孙则让把这支近一万人的部队带走，逃到了汉口，把部队交给伪陆军部长何应钦。从这类事例来看，“乡村建设运动”创导者主张的“乡村自卫”，不过是替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卖力罢了。
过去的所谓“乡村建设运动”，都想法依靠所谓“地方领袖人物”，所谓“耆老士绅”之类。梁漱溟曾说明“超居众人之上”的“乡长”“学长”的重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也组织过所谓
“耆老会”之类的东西。可是，这些“地方领袖人物”到底是怎样找出来的呢？过去做所谓“乡村工作”的人，到一个村子里，先访问接洽的大都是地主士绅，请他们来“领导”“提倡”。这样，所谓“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权，就牢牢地掌握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手中了。
这些就是过去各地“乡村建设运动”为反动统治服务的事实。
这些年来，想到过去自己参与多年的所谓“乡村建设”，实在感到惭愧，感到愤恨，感到憎恶；对于新中国在乡村里的种种措施，又感到无限的兴奋。我觉得，最有力量的教育是事实的教育，每一个人都应当服从真理。
过去所谓“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根源是反动的主观唯心论。这个运动的倡导者闭着眼睛不看客观事实，不看历史发展，硬要以客观事实来迁就主观想像和愿望，实际上是站在反动立场上，为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
过去曾经做过这种“工作”的人，应该完全抛弃旧的一套，认真追求真理。要追求真理，唯一的道路是诚诚恳恳地学习，实事求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才能真正地批判过去的思想，转变立场，改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