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魂与民族魂 [复制链接]

第11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论天地

诗魂与民族魂
杨义
　　“文化”一词，在中国传统中本是一个动词，最早在《易经》中表述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强调的是人文精神的化育生成功能。把文化看作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既不割断自己的渊源血脉，又能够与时俱进，开创文明的新局面。“人文化成”必须有主体内涵，在人们的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国度，又是一个诗的国度，诗与史在几千年中创造着精神文明最璀璨夺目的辉煌。在中国的文化思维方式中，史与诗是纵横二轴。史使中国人脚踏实地，注重历史责任感，注重立德、立功、立言，血脉相贯，发愤图强，把人生价值与历史价值结合起来。诗使中国人精神飞扬，灵气生动，感觉精微，追求高远深邃的精神家园和高雅粹美的生活境界，把人生价值与审美价值结合起来。有道是“灭其国者先去其史”，历史承传系统的紊乱和崩解，动摇精神归属的根基，导致历史价值的解体。还有：“残人魂者必先斥其诗”，诗学思维的缺失，导致人的粗俗化，六神无主地追逐低级的世俗趣味和异类时髦。因此，在现代社会广泛地汲取世界人类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智慧的时候，必须认识到中国千古流传的史与诗，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和提升力存焉。从这种意义上说，诗魂是民族魂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一种富有魅力的能对人的精神潜移默化的构成部分。
　　“诗”在古代特指《诗经》。《诗经》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非常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它质朴典重、又多姿多彩地展示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农耕、征战、祭祀、婚恋、宴饮的风俗和精神期待，并且以鲁地的礼乐文化、秦地的兵戎文化、魏豳之地的务实文化和郑卫之地的享乐文化等等，折射出中华文明的深厚性和丰富性。《诗经》作为儒家“六经”之一，在孔夫子“不学诗，无以言”的圣训之下，二千年来虽有解经者的牵强附会，却以其文本的权威性和直接性，滋育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灵。
　　《楚辞》的出现，使中国诗学思维“诗骚”并举，又有与民间歌谣相联系的“乐府”采集，就形成中国诗歌智慧渊源多元互补的动态局面。屈原吸取了楚地及诸蛮百越的原始想象和奇丽智慧，使精神游翔于天地真幻之间，美人香草，寄托深远，抱持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刻焦虑，开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历程。他又以天发问，采取人神共舞或生死对话的方式，用神话来抒写人间真情，用死亡来印证生命价值和民族责任。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诗经》、《楚辞》或许语言较为古老艰奥，而对其以后的诗词名家名篇，比如曹植、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李贺、杜牧、李商隐、李后主、柳永、欧阳修、苏轼、秦观、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的名作，都应时常吟咏，以便感受天地山川和人间的灵气，陶冶性情，涵养气魄，砥砺人格，体验哲理和美化灵魂，把它作为中国高品位的公民应备的文化素质和精神能力。
　　中国古典诗词往往以人的生命体验、或情志体验为中心，把人的生命和情志辐射到、甚至移植到宇宙万象、日月山川之间，出现了天地同歌的动人景象。诗人们对山川草木多有一份亲和感，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当作衣食之源而予以索取，而别有一种诗情画意的缘分，与之相悦相得。在现代工业过度开发自然而威胁生态平衡的时候，这份诗情体验，难道不可以提醒人们如何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李白说：“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把讲究诚实信誉的赊借，用到白云明月那里了。杜甫说：“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把自由嬉戏的飞鸟，都当成日常家居的朋友了。罗隐说：“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在一遮一碍中，似乎责怪飞云蔓草，却把自己留连美景的欣悦的心情烘托出来了，李后主说：“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把垂钓江上的恬适心情，都归功于浪花和桃李作美了。由于生命和情志的移植，使一些花木禽鸟成为特定诗人的人品志趣的象征。比如陶渊明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他与菊花结下不解之缘；林和靖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名句，导致有人为梅花抱不平，“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许多被拟为国花、省花的名花，都与诗人的吟咏分不开。旧时的年画、条屏和陶瓷彩绘中，流行一种《四爱图》即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和靖（或孟浩然）爱梅，可见名诗名文及其典故，已经带着诗人和他们对自然的关爱，走进民间的日用家居生活之中了。
　　著名诗词在创造着名胜，以敏锐精妙的感觉点醒了山川亭阁的灵魂，形成了全国各地闪烁着人文亮点的“诗的地图”。游览崔颢笔下“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武汉黄鹤楼，李白笔下“相看两不厌”的宣城敬亭山，张继笔下“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苏州寒山寺，杜牧笔下“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扬州二十四桥，柳永笔下“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杭州，苏轼笔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黄州赤壁，人们感到这些山川风物是诗情画意的文化载体，深受感染，披襟当风，仿佛穿透历史与古代诗魂进行精神对话。诗已经成为游荡在此乡此土的精魂，不仅如此，诗还辐射到天上，使明月成了古典诗词中运用得最广泛、最有魅力的意象。张九龄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若虚说：“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尤其是李白那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能够用什么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之类的理论，说明它何以千古流传、家喻户晓吗？理论在这里似乎有点尴尬。实际上它以有深度的直觉直指心源，唤醒了被名利扰攘的人际生活压抑在心灵底层的一种原始的回忆：啊，故乡的月色多么明媚，无可代替，我是在它的照耀下走到人间的。它触及了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思乡情结，澄澈的月光中已融入了人文的精髓。这派月光又照了三百余年，在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以“天风海雨”般的明快奇丽的想象，唱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历代诗人才气横溢的吟唱，穿透了民间心理而感染了节日习俗，就使从六朝就见于记载的文人玩月行为，到宋朝沉积成千家万户庆团圆、盼团圆的中秋节。这是文化人类学中非常有趣的课题。
　　古典诗词名篇不仅浸润着自然、地理和民俗，而且培育着人的胸襟、情操和气节。诗词名篇成了中国人约定俗成的精神文化的教科书。读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令人感受到悲壮；读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令人感受到忧患；读曾公亮的“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令人感受到壮阔。一些名句还使人领略到高远的哲理趣味，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赞颂着生命的顽强；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开拓着登高望远的视野；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喻出逆境当有转机的辩证法。诗词中的哲理诉诸悟性，成于妙语，无须生硬地说教，令人在如沐春风中体验到智慧的喜悦。涵养性情，锤炼人格，是诗词的潜在功能。龚自珍以落花自许：“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种甘作人梯的胸襟何其磊落；于谦以石灰自励：“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种不受腐败风气侵蚀的品格何其高尚。其咏物托志的手法，挟带着人格力量和诗情魅力，易于渗透到人们的精神脉络之中，杜甫所云“润物细无声”，此之谓也。忧患意识和坚贞人格一旦面对民族危难的关头，就迸发出铁骨铮铮的民族气节。岳飞《满江红》面对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历史重任，看淡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文天祥《过零丁洋》面对着“山河破碎风抛絮”的局面，坦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准备以死亡来证明生命的价值。就连那个叹息“人比黄花瘦”的弱女子李清照，也在《夏日绝句》中，发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强音。这类血性文字铸造着民族的脊梁和骨气，使民族在天崩地坼中奋勇前行，参与了中华文明百折不挠的生命力的创造。
　　文化工程是人心工程。古典诗词名篇的代代相传，也是这项人心工程的必修项目，因为诗魂曾经培育过、而且继续培育着民族魂，使之生生不息，富有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