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东流水 南山后来人 [复制链接]

第7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门前东流水 南山后来人
仲言
　　诗歌以音韵、节奏、视觉等整体的形式感深入到语言内部，成为语言殿堂内熠熠生辉的宝石。用特定语言写就的光辉诗篇，将成为本民族语言完美表达的典范和标尺。诗歌，以其明确的形式感与自己的语言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诗歌由此成为极难转译为他种语言的文学样式。在此意义上，人们把诗歌称为民族语言的坚强堡垒，绵延的民族精神和历史的深邃情感将围绕着诗歌凝聚和寄托。
　　乐府、楚辞、唐诗、宋词在各自的时代建立了语言传达的高峰，后人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的铿锵篇章中看到了时代情感的生动记录。每一时代都在为自己的抒写和表达寻找着特有的艺术形式，以往的文学史都以其曲折多艰的途径不断证明着这样一条原理：每一时代都将最终寻找到最能适合表达自己的凝炼的语言形式，这种洗炼的语言形式的产生，是历史的自觉因素在语言形式上的凝结，而这种凝结，在语言形式上最终指向诗歌。
　　一切形式因素的改变无不根本性地来源于内容因素的强大动力。正是时代大潮的涌动前行和丰富发展，使不断产生的新鲜意义和丰富情感需要进一步完美地表达。新的时代，新的内容，不断撑满、胀裂了以往的“完美形式”：五言、七言突破了四言、古风的浑茫境界，从而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远闲适，有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洒脱凌厉。词，作为“诗之余”，以长长短短的散漫句子，在节奏紧密的格律诗之外取得了“七八个星天外，两三滴雨山前”的顿挫抑扬和从容内涵。
　　伴随着“五四运动”的解放思潮，新诗自由体出现，格律的限制被大多新诗作者抛弃，诗歌似乎来到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开阔地。“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胡适的清新白话诗篇被谱成歌曲，在那个时代的空气中传扬。半个多世纪的新诗实践，又使诗人们来到了新的门槛面前：几乎完全摆脱了格律的新诗失去了镣铐，但也没有得到想象中无边广大的自由。失去格律形式感的新诗容易给人带来“散文的分行”的嫌疑，诗歌凝炼、整饬的特质消弭在散漫的“自由”之中。
　　新诗的写作在此种意义上成了“寻找自由”和“寻找限制”的双重历程：新时代的新意蕴、新情感需要表达的更大自由，而诗歌的形式的内在规定性又需要新的“限制”来为诗歌保持质的高度。诗歌的形式在“合久必分”的发展之后，走到了“分久必合”的否定之否定的命题上来。每一位新诗的创作者和阅读者，都将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形式“整合”的历史使命。每一位新诗的创造者都在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探索着这样一条尝试之路，我们在“五四”前人“尝试集”的基础之上将继续新的尝试。
　　不可否认的是，新诗比起传统格律诗，有了更多的表达可能，许多格律诗无法容纳的内容在新诗的宽松形式中得到了微妙的传达。但新诗的形式在客观上也只是“千帆相竞、百舸争流”的行进态势，距离我们设想中的能够恰切地容纳时代内蕴和丰富情感的完美形式，新诗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要走。我们理解一位新诗作者对自己作品的命名，他把自己的诗作集子称为《大意如此》，这是一个包含着谦逊和雄心的命名，这是一个诚实的新诗诗人面对整个文学史的谦逊，同时又是一个辛勤探索的诗人对目标已定的前路的笃定和信心。
　　无论东方西方，诗人都享有特殊的称谓，柏拉图在《伊安篇》中称诗人是一个“带翅膀的圣物”，中国也把李白、杜甫尊为“诗仙”、“诗圣”。诗人以超乎寻常的语言创造力，使得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在他们完美表达的文字中得以永存，诗人在历史中担当着最为尊贵的歌吟者的职位。
　　诗的品质和因素作为人类生活的美好精神状态，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但对这诗的品质、诗的因子的创造性发现，却需要历史各个因素的共同努力协作：时代潜心创造，诗歌真心歌唱；诗人创造性抒写，形式完美呈现。
　　新的诗歌形式必然对传达带来新的开掘力量，新时代的生活将在新的形式烛照整理下呈现新的光辉。从诗经到楚辞，从乐府到唐诗，从宋词到元曲……新的语言形式的出现无不是在吸纳、涵容、扬弃前此所有的艺术形式之上再创新篇，诗的传统在新生的艺术形式中得到了更为精简的统一和浓缩。
　　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期盼着在诗歌长河中留下自己的身影，一切伟大时代，必将以自己不竭的创造活力，为诗歌的滔滔长河注入新的活水。“我家门前东流水，不尽南山后来人”，我们期待着属于我们时代的伟大、简劲、永恒的歌咏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