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关系中的一个课题——读长篇报告文学《尊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 [复制链接]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中日友好关系中的一个课题
　　——读长篇报告文学《尊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
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 文迟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也是构筑二十一世纪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年份。此刻，读了旻子的长篇报告文学《尊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令我十分感慨。
　　要说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是因为我从事中日友好工作近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经历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磕磕绊绊历历在目，中日两国人民对友好的渴望，为友好付出的努力艰辛和代价我也体会深切。
　　这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虽然讲述的是发生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著名的“花冈事件”走过的半个多世纪的里程，但它全景式地勾勒并描述出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历史。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见证，其风风雨雨中见真情，催人泪下；其坎坎坷坷的足迹留下了令中日两国人民深思的课题。
　　过去，在我们的印象中，“花冈事件”仅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它发生在战争期间，被强行抓到日本建筑行业的龙头老大鹿岛组下属的花冈事业所的中国战俘和劳工，因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在耿谆的领导下举行了暴动。九百八十六人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死了四百一十八名，其残酷其血腥可想而知。
　　但书中展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悲惨，还有悲壮。其悲壮在于以耿谆为代表的一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在民族压迫面前表现出的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魂。
　　正是因为他们的反抗和暴动，使加害者们受到了国际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例被判为战争犯罪的劳工案件。是他们的拼死抗争把罪犯送上了法庭。
　　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一点精神，精神的强健才会有民族和国家的昌盛。这就是本书给我们的启示。
　　“花冈事件”成为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载体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挖遗骨送还遗骨为契机，书中描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第一批遗骨送还，经过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和华侨与当时的日本政府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斗争后，载着五百六十具中国劳工遗骨的“黑潮丸”号货轮由神户港启程，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抵达天津塘沽新港。
　　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船驶进港口时，身穿白色礼服的军乐队指挥，手轻轻向上一扬，哀乐大起。旋律拖着沉重的步伐，像一个告别故土的游子，一步三回头，情切切，泪涟涟，“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船上的日本海员也全体肃立，“中国人殉难者遗骨护送团”的成员捧着烈士的灵位和骨灰匣，从船上默默地走下来，廖承志等领导人上前迎接。
　　烈士的遗骨移入灵车后，船上船下的人们全体肃立默哀。海浪拍打着海岸，“哗——”地涌上来，“唰——”地退下去，层层叠叠绵绵无尽，像深情的母亲对儿女的呼唤。”
　　其情其景令人感动。
　　书中还说：““花冈事件”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绑在反对侵略和战争的和平车上，命中注定它要背负起这个历史使命走很长很长的路。
　　人类的和平之路也是命里注定的：路漫漫其修远兮……”作者就是沿着这种思路，使“花冈事件”的故事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战后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们与日本反动的右翼势力及思潮展开斗争的广阔画面。
　　战后，因冷战的原因，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所以才会频频发生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而这些都是横亘在中日友好道路上的绊脚石。
　　“花冈事件”背负着讨回历史公道的和平使命，艰难跋涉了半个世纪。书中写了不少为和平和正义奋斗的仁人志士，他们为正义披荆斩棘奔走呼叫。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日本人民能够正视历史和日本社会的进步力量，看到和平势力最终要成为社会主流的基础。
　　历经十三年的讨伐和诉讼，在二十世纪即将落下帷幕的二０００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花冈诉讼案”以和解而告终，却留下一个颇有争议的结果，和解的内容是否公平公正，是否真正讨回了历史公道？对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战争给我们留下了无法回避的战后遗留问题，正视历史是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
　　如何才能将中日友好之路世世代代地走下去？作者笔下给我们留下了可思可索的空间，这是构筑二十一世纪中日友好关系中的一个课题。（附图片）
　　日本友人为悼念在“花冈事件”中牺牲的中国劳工而建立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
本报记者 孙东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