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大使走访韩素音 [复制链接]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外交官亲历

我陪大使走访韩素音
郭邦彦
　　闲来无事，翻阅过去的日记，无意间，看到了一篇一九八七年拜访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女士的记载。这不禁让我回忆起那时的情景。
　　韩素音女士是世界知名英籍女作家，但她自称是“半个中国人”，长篇自传冠名《我的根在中国》。可以说，中国是她一生的最爱。旧中国落难时，为求得国际援助，她奔走呼号；新中国诞生后，她激情满怀，奋笔疾书，为的是“把中国革命的情况，以及使这一革命成为可能的中国人民，告诉给全世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她去了瑞士，一九六九年定居洛桑。她同中国大使馆和历任大使及夫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一九八七年八月初，蔡方柏大使到任后，决定先去走访韩素音女士，我作为首席馆员陪同前往。十五日，我们驱车去洛桑，下午三时，如约来到韩素音女士的寓所。我们在楼下按了电铃，随之乘电梯到四层，只见主人的房门大开，不见人影，叩门无人回应。少顷，另一部电梯上来，韩女士走出。原来她是特意到楼下迎迓，不想我们捷足先登，一上一下，竟错过了。
　　进得门来，只见迎面墙上挂满了名家的字画，有著名民间外交家楚图南的手笔，有作家梁斌的水墨写意，还有天津一位画家的“猫”图。韩女士说，吴作人、黄胄的作品还未及挂出。客厅一角有一大瓷缸，里面竖插着许多卷轴，其中恐有不少名家之作。在沙发对面墙上，挂了一幅“难得糊涂”的拓片。“这是我多年前参观洛阳时买的。”韩女士边说边招呼我们落座。“许多朋友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们：“C＇estdifficiled＇êtrestupide””（“难得糊涂”的法文直译）。说到此，她笑了：“我常常用这句话对照检查，不要老觉得自己太聪明，对某些事，还是糊涂点好。”
　　我们与她虽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韩女士对我们的拜访十分高兴，特意准备了糕点招待。我问：“这是您亲手做的吗？”她两手一摊：“我写文章还可以，做饭就难了。我丈夫（陆文星，印度人）的女儿病了，他到印度看她去了。佣人回意大利休假，家里就剩下我一个，家务活也只好自己干了。”她说得对，干家务活，确实勉为其难，她的天赋，她的灵感，她的才思，她的精力全部凝聚和投入到了她的笔端。几十年来，她笔耕不辍，传记、小说不断问世。一本《爱情何等辉煌》使她驰名天下。描写中国“文化大革命”经历的《再生凤凰》，畅销中外。她的中文很流利，但不时插入几句法文和英文，更增添了她讲话的风趣。她时年已届七十高龄，然而，不显一点老态，思维敏捷，动作麻利。她身着一件桔黄色的连衣裙，有两个大口袋，她习惯性地把手插在口袋里。她里里外外地忙活着，又摆小吃、口布，又斟茶、送水。我呷了一口茶，高兴地说：“在瑞士难得喝上这么好的“龙井”啊！”她故意压低了声音说：“都是中国大使馆送的。”她的幽默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那年适逢美国总统大选，我们的话题转到了里根的命运和美国的对外政策上，各人都作了分析和预测。之后，大家又谈了海湾局势。韩女士那时正忙于著书立说，可她仍不忘关注天下大事和热点问题，她的观点有她独特的角度，很有见地。谈到中国情况时，她流露出一种担忧，坦言道：“这几年，我跑了中国不少地方，接触了很多年轻人，发现他们不大了解中国的历史，用中国的成语来说就是有点儿“数典忘祖”。他们对西方世界感兴趣，盲目追求所谓的民主自由。我觉得有必要加强对年轻人的教育，多为他们提供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我对中国青年一代还是抱很大希望的。”老太太的这一席肺腑之言感动了在座的每一个人。她特别关心中国青年一代的成长，不惜拿出积蓄，建立基金，培养人才。对眼前的这位中国人民的诤友，我们不禁从心底升起敬意。
　　谈话间，电话铃声响了，是肯尼迪夫人打来的，谈出书的事。放下电话，韩女士说，她正在写《周恩来传记》，九月去中国核实材料，力争十月杀青，交肯尼迪夫人主管的出版社出版发行。韩女士一九五六年重返中国后，几乎每年回国一两次，经常有机会见到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对他们十分敬佩和爱戴。她在《我的根在中国》一书的中译本前言中说，周总理和邓大姐给我一些如此宝贵、如此有价值的启示，是我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新中国的远景使我理解新中国伟大意义之所在。他们对我的关怀和挚情激发了我的创作力。我对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致以感谢之忱和崇高的敬礼。今天她所以要写《周恩来传记》，就是为了寄托她无尽的哀思和深沉的怀念。
　　韩女士自始至终精力充沛，时而妙语连珠，时而低声细语，时而仰天大笑。不知不觉中，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起身告辞。主人按她的“礼宾规格”，坚持送我们到楼下。宾主同梯而下，相拥告别。
　　岁月匆匆，洛桑一别，已过了十五个年头。算起来，韩女士已到耄耋之年，我祝愿她健康长寿，期盼继续看到她的新作问世。（附图片）
　　我国前驻瑞士日内瓦总领事朱青在韩素音家做客时与韩素音（右）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