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的回顾 [复制链接]

第12版(周末文艺)
专栏：岁月留痕

　　五十年的回顾
　　吕远
　　最近举行了我的50年作品音乐会，抚今追昔，我对自己走过的音乐道路做了一点回顾。
　　我第一次接触“新音乐运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音乐运动）是1937年，那年我7岁。但也只是学会了几首抗日救亡歌曲而已。1945年秋，八路军进了我们县城鸭绿江边的临江，带去了很多革命歌曲和新歌剧。但那时我已经在矿山学校里参加了一个西洋乐队并学会了小提琴，满脑袋崇洋思想，对八路军用二胡加笛子伴奏的节目很不喜欢。1946年参加宣传队演出《兄妹开荒》一类作品，开始时觉得很难听。夜里找个没人的地方，陶醉地拉一阵西洋小提琴独奏曲来自我满足一下。随着大量为群众演出并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之后，对这些革命音乐作品的美，有了新的感受。看着观众在这些乐曲里欢欣鼓舞的神态，才知道过去自己不喜欢这些乐曲是因为自己不了解音乐的民族性。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或者说从八路军进城以来，在音乐界里就有所谓“洋土之争”；学西洋音乐的同志说洋曲洋号洋唱法如何“高级”、“科学”，学民族音乐的人说民曲民乐民唱法如何“亲切”、“好听”、“受欢迎”。那时争归争，越争越团结，出现了很多洋土融合的好作品。我也是在大量学习传统音乐之后，才知道各民族独特的美学结构，谁也代替不了谁，只能用我们民族的音乐语言和表现手段创作才能为人民服务。因而我创作时很注意民族风格，例如《八月十五月儿明》、《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这就是我后来被叫做“土派”的原因。另一方面，尽管我们民族的美学底蕴是很深厚的，但也需要吸收外民族精华才能发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50多年的创作一直在成功与失败的过程中折腾着。而艺术家们取得统一认识的唯一基础只能是民族性、群众性和时代性。
　　在我50多年的音乐创作中，器乐部分的比重，较声乐部分要小得多，而在器乐创作中交响性的作品（影视类的戏剧性音乐创作除外），则比重更小。这当然和我国整个音乐生活的不均衡结构有关。我以前曾经有过几次交响乐创作的尝试，大都是“语不成声而止”，即或写出来了，多半是由于专家的指摘或囊中羞涩而“无颜见江东父老”，或者干脆就被人“毙”了。这里有几重因素值得深思。第一，作曲家必须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表现能力，有效地掌握民族交响乐表现技法，又要准确地掌握群众的交响乐欣赏可能，还要找到切合时代需要的题材。第二，常常被某专家说好的作品，拿到群众中怎么也没人说好，而被专家奚落过的作品，拿到群众中时反而得到了欢迎。这就要求专家对民族性、群众性和时代性有准确的理解和修养了。第三，必须有社会或政府出钱来提倡和支持，才能使社会性强的乐种得到发展。这次我写《世纪曙光》就是在白天等同志的支持下完成的。尽管经历了许多困难，但在北京公演时获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使我下决心要用民族性、群众性、时代性的综合社会效益作为我终生创作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