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为鉴　昭示未来——关于近年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思考 [复制链接]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论天地

以古为鉴　昭示未来
——关于近年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思考
恒沙
　　文艺历来就有书写历史的传统，用诗来叙述历史的兴亡是民族精神记忆的基本方式，历史深度常常是评价艺术价值的重要尺度。在今天，影视成为了最好的想象历史的方式。近些年，历史一直是文学和影视剧表现的一个焦点。据初步统计，仅近5年国内共播出大型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30多部，其中清代剧就有10多部。尤其是最近两三年，历史题材电视剧作为中央一套、八套黄金时段节目推出，在全国创造了极高的收视率，《康熙王朝》、《太平天国》、《大明宫词》、《天下粮仓》、《雍正王朝》、《长征》、《激情燃烧的岁月》等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全国性的“历史热”和“怀旧热”。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新的面孔，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复杂的启示与思索。
　　近年历史剧一个重要突破就在于重新面对历史的复杂性，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表现更加忠实于历史的可能性境遇。我们不再用一种抽象的单一的评价标准来定位历史人物，和我们从教科书中得到的印象有相当差别。我们看到，这些人物不再是以往红黑分明的符号，在人物塑造上多为灰色形象与圆型人物，在正面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许多缺憾，而反面人物也很难以简单的否定态度来下判断。
　　在历史事件的表现上，当代历史小说和影视似乎也与传统历史艺术不同，它们展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从传统的“正史”走向“杂史”，出现了以娱乐消遣为主的历史题材创作，如《康熙微服私访记》、《风流才子纪晓岚》、《宰相刘罗锅》等；从“大历史”到“小历史”，从“民族寓言”到“家族寓言”，以家庭或家族的悲欢离合来折射时代与民族国家的变迁，如《激情燃烧的岁月》等；通过更加个人化的生活经历与情感波折来表现历史的政治斗争和道德冲突，如《大明宫词》、《红顶商人》等；从整体、明晰走向细节、争议，将历史的波澜壮阔的宏大运动通过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来展示，而且历史观念充满矛盾性，戏剧冲突更为尖锐，如《曾国藩》、《天下粮仓》、《钱王》等；当然，更多的是综合了多种表现手法的鸿篇巨制，如《雍正王朝》、《太平天国》等等。总之，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浮出暗角，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更加丰满的历史形象，当然这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倾向。
　　这些倾向表明了我们的历史观在进步，我们以往的历史观受黑格尔似的历史决定论影响较深，我们常常相信历史是有一个终极的单纯的“意志”在决定着，历史是可以简单地分成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世界的，因此，历史人物只有忠与奸、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彼的对立。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曾经明确地指出，历史的进程不是由某种单纯的力量所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平行四边形似的多种力量所构成的“合力”所决定的，推动历史进步的不仅有善的力量，也有恶的力量。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但对历史的理解与阐释却是无穷无尽的，人们总是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目的和立场来书写历史，因此，历史其实是在不断地被改写的历史中。在近年的历史性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人们在尽量避免对历史作单一化、概念化的理解，而是企图揭示推动历史运动的多元“合力”的矛盾状态。历史剧应该容纳多种见解与看法，让历史的复杂性尽量展现出来。衡量一个艺术作品的尺度有时就看它有多大的思想空间可以供人们去开掘，历史剧不是对历史下简单的结论，把今人的解决方案硬塞给古人，而是要释放历史阐释权，展现历史的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当然，目前我们的历史小说和剧作还未能达到这一理想境界。
　　艺术化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诗人和历史学家都企图去重建史实，对历史进行阐释，但历史的书写常常被控制在不同的权力之中，这使得历史往往存在于真实与假象、确定性与可能性之间。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艺术化的历史是不可信的，但是，艺术化的历史未必不是一种历史的发现，它用想象的方式补充了历史编撰的许多不足。诗人要在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之外去捕捉历史的“偶然性”，要在历史的定论中去寻找意外，要在历史学家的“盲见”中获得“洞明”。历史学家犹如一束光，他“洞见”历史的某些局部，却留下了无数黑暗的未知空间，诗人则诱发人们通过想象去填充这些空间，使之鲜活明亮起来。所以，艺术可以完成历史著作难以完成的工作，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经有个著名的论断，“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人关注“可能性”和“或然性”，“可信的不可能性比不可信的可能性更为可取。”历史学家只能根据文献考据对他笔下的人物事件作出表述，却无法充分再现人物行动背后的思想情感，不能说清人物行为的内在动因，而这正是诗人的使命，历史学家回答发生了什么，而诗人可以回答为什么发生，所以，狄德罗说，“比起历史家来，戏剧家所展示的真实性较少而逼真性较多”。我们不必以超然的宏观历史架构去俯瞰历史文学与影视，历史文学和影视所能完成的可能恰恰是一般历史无法再现的生活化、细节化、情景化的微观世界，从具体境遇出发的艺术化历史更能将我们带入历史的真实。当我们把自己设想为历史大潮中的一个角色时，历史失去了我们高高在上时所能感受到的自以为是的明了与清晰，历史的变幻莫测有时往往使得每个个体陷入选择的困境。艺术起源于“模仿”，哲学起源于“惊奇”，历史则起源于“想象”，哲学家罗素说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是很有道理的。
　　“历史永远有，而人们对历史的警觉并不常有。”学者的隐忧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在想象历史的方式中常常可以折射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与认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了历史的基本写照。关注历史、思考历史是人类前进的基础，宗白华先生说，“历史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是伴随着向后一步的探本求源”。历史探索是理解自身的最好的方式，尽管这并不能改变历史。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说，“历史在本质上是对人类环境无休止的探询”，这种探询表现了人类对自身之谜的无限追索。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历史题材热的背后，暗含着以古为鉴，昭示未来的思考，如何把握住历史的机遇，使正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中国获得更大的发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代历史艺术所折射出来的某些历史意识和观念值得我们反思，存在不少思想和认识上的误区，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过多地用历史的结果和目的来衡量历史的过程，从而导致我们可能以工具理性的标准来掩盖历史的真实和问题。我们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倾向，只要目的合理，手段是否合理可以不管，这种马基亚维里主义——“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看法隐含着我们对历史的错误意识，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过于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化。现代化与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史血的教训的总结，不发展就要挨打，不发展就意味着亡国与动荡。从《大明宫词》的家族与民族的兴衰起落到《太平天国》的腐朽自亡，从《康熙王朝》的一统天下到《雍正王朝》的苦心经营，中国人在家与国之间、民族与世界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存亡与富强之间燃烧着动人的激情，鼓荡这激情的是难以阻挡的现代化意志。但是，我们不可能用单纯的“激情”来推动历史，似乎只要发展了，目的达到了，就可以不择手段，不问后果。我们看到对雍正的描绘就是，只要他呕心沥血为大清王朝走向鼎盛奠定基础，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管，不管其手段是否凶残，不管他对知识分子的禁锢到了何种程度……虽然，“恶”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但这并不能作为对其罪责的合法化解释和宽恕。同样，我们对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洪秀全等人的评价都不能如此。个人无法担当历史的责任，然而个人也不能因“历史原因”就不负责任，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就在于他能担当历史的责任。个人存在于巨大的历史时空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历史的影响者，因此，每个人都有分享历史荣耀的权利，但也有承担历史责任的义务。我们不应以结果来批判一切，“不以成败论英雄”，但也不能以目的来为责任开脱。我们不能因“翻案”而坠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失去了历史评价的基本原则。康德说“无规则就无理性”，当代历史小说与影视剧中隐含的这种历史意识是危险的，对古人的片面评价，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迁就，对古人不公，其实就是对自己不公。“在我们历史里横躺着我们未来的秘密”，这就是“以古为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