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草叶集”和“堂·吉诃德”——在“草叶集”出版一百周年、“堂·吉诃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纪念“草叶集”和“堂·吉诃德”
　　——在“草叶集”出版一百周年、“堂·吉诃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周扬
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在今年除了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之外，还纪念“草叶集”出版一百周年和“堂·吉诃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因为这两部作品在世界进步文化中已经作出了最奇异的贡献。
中国人民，通过他们的智识界，对这两部作品早已不陌生了。解放以来，我们重温了这两部非常熟悉的文学名著。最近全国的报刊更发表了不少文章，介绍和研究它们。
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草叶集”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作品？
十九世纪的前半叶，美国还存在着一种明目张胆的奴隶制度。有成千万黑人受着南方奴隶主、种植园主的残酷、血腥的奴役和压迫。
到十九世纪中叶，奴隶制度已经阻碍了正在迅速发展的美国资本主义了。但是北方的资产阶级还是和南方的奴隶主保持着妥协。
妥协的办法终究不能解决矛盾。在人民反对奴隶制的情绪日益高涨的压力下，到一八六一年，南北战争开始，跟着解放黑奴的宣言公布了。美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担当了反对奴隶主的武装斗争的主要力量。这个战争结束于南方奴隶制度的基地被摧毁。
但这个反奴隶主战争的胜利果实并没有落到美国人民手中。美国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黑人奴隶制度又被变相地恢复，而雇佣制度更加专横暴戾了。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垄断资本发展后，统治阶级一面加紧镇压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一面加紧向国外扩张。
诗人惠特曼就生在这一个历史时期。
生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诗人反映了这一切。
在“草叶集”的许多篇页中，洋溢着诗人对黑人的爱和同情。著名的诗“自己之歌”突出地歌唱了黑人。对黑人的爱和同情很自然地激起了他对奴隶制度的憎恨。他投入斗争，写了诗，写了政论。一八五○年起，他的许多辛辣的讽刺诗在纽约报纸上发表。“血腥的金钱”、“波士顿山歌”、“论政府”等诗，猛烈的抨击了匐伏在奴隶主面前的国会议员和总统。在一八五六年写的一首诗中，他喊出了：
让法官和犯人对掉一下！让监狱官进监狱！让犯人
拿着监狱门上的锁钥！（你说！对掉一下为什么不
好？）
让奴隶变成主人，让主人变成奴隶！对国会议员、总统、法官、奴隶主，他给以无比的愤恨的咒诅。并说，他要发出“动员武装斗争的号召，如果必要，一直号召到多少年代后，多少世纪后”。
许多资产阶级的传记家硬说惠特曼在这个斗争中是一个旁观者。可是当一八六一年武装斗争像火山一样爆发时，惠特曼热情横溢地说了：“能参加它是一个极大的权利。”
要抹杀和忽视惠特曼在这个斗争中的工作，只能引导到对他的误解或歪曲，应该说，惠特曼恰恰是，并且首先是一个以行动反对奴隶制度的战士和歌手。在南北战争中，他写出了“鼓声”共有四十三首诗的组诗。
“鼓声”组诗有着那样鲜明的主题，忠实地描绘了人类历史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解放战争。当时，马克思曾经致书林肯，说：“欧洲的劳动人民，出于阶级本能地感觉到，现在星条旗上带有他们的阶级命运。”而惠特曼在他的诗中，也说，
“现在，显示给世界看，你（美国）的子女，成为集体以后，是何等样人！”是何等样人呢？他把他们显示在这一个组诗中了。
自然，也许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惠特曼所根据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和原则。即使在他的晚年，他对资产阶级已经深恶痛绝的时候，他还不能超越他的局限。
但是，就是有局限，惠特曼仍然以无限的喜悦、热情和力量写出了光辉的诗篇，如一八五五年所写的“欧罗巴”，那里面歌颂了欧洲无产阶级的闪电一般的出现。
惠特曼深深懂得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在意大利、匈牙利、法国、德国的人民革命运动相继失败后，他在一八五六年写了一首“致一个失败的欧洲革命家”，鼓舞他们。他深深感到他和这些革命家的精神联系。
一八七一年，当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仍然在
“啊，法兰西的明星”中歌唱了未来的胜利。他歌唱了那高高照耀在欧洲上空的再生的法兰西明星，将要比以前更加明亮，而且永远放光明。
请看，惠特曼是这样歌颂革命的，怎么能叫资产阶级反动派来喜欢他？
在惠特曼的诗歌中，民主、自由、平等是他的基本概念，用他自己的诗来说，是他的“歌唱的节目单”。
胜利和欢乐是他永远不变的信仰：人类必然能获得它们。
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
“人”的一种光辉形象。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像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
人类的导师斯大林表示过，他很欣赏这种惠特曼式的人。他在一封信里引用了惠特曼的诗句：
“我们活着，我们鲜红的血液沸腾着，好像那消耗不尽的力量的火焰。”斯大林说：“美国人惠特曼把我们的哲学表达得十分准确。”惠特曼式的人，肯定的说，是一种新的人，是一种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的人。
我们敬爱惠特曼，但也很知道惠特曼所描写的那种乌托邦社会是如何的不现实。我们纪念惠特曼，也不用讳言他的局限性。惠特曼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更多用散文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在
“民主的远景”等热情的政论式的小册子中，他也警辟而且深刻地论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腐败没落与绝望，愤恨地咒诅了金元统治。但是他对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只模模糊糊地感到，像他对他的谈话录作者托洛贝尔说过的，“有时候我想，我觉得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要跟着到来了。我有时也对它有些畏缩，但这也许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是以特殊的兴趣来读，例如，他在“大斧之歌”中所歌唱的伟大的城的诗句，“那里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的主人”，“那里的公民是有思想、有理想的”，“妇女取得席次如同男子一样”。我们知道，诗人曾经用那样热情的眼光注视未来，注视我们的今天。他确实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些情况。
诗人曾歌唱“新的友谊之城”，“全世界的其他地区不能征服它”。这样的城今天矗立在地球之上，它们是莫斯科，是北京，是从河内到柏林，那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城市。
在我们的耳朵旁边，响着他的歌唱，响着他的行动呼号，夹杂着战斗的号角和鼓声。
现在，让我们再看那另一部世界名著。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产生于那样的一个时代的。欧洲正从中世纪跨向一个新的世纪，其时封建制度的基础已开始瓦解，文艺复兴运动正在大陆上如火如荼的开展。恩格斯曾经指出，这个时代经历了“人类直到这时才目睹的最伟大最进步的巨大的变革”，并且说，“新的文学就被创造了，这就是最初的现代文学，”其中包含了以塞万提斯为最杰出代表人物的西班牙文学。
一六○五年，“堂·吉诃德”第一部问世，立即风行一时，也招致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反动集团的不满与憎恨。一六一五年，“堂·吉诃德”的第二部也完成了。一六一六年，他就逝世了。身后萧条，连墓碑也没有一块。
但是，“堂·吉诃德”却成了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大家都非常熟悉，拉曼却地方的骑士堂·吉诃德，本是一个瘦削的，面带愁容的小贵族。他爱读骑士文学，爱得迷了心窍，竟致后来骑上一匹瘦马，穿上一幅旧铠甲，手执盾牌和长枪，还带着一个骑驴的农民桑科·判扎做侍从，离开家乡，周游天下，要去锄恶扶民，洗雪天下不平事。
“堂·吉诃德”是一部热情澎湃的讽刺作品，它讽刺了当时泛滥在市场上的毫无意义的骑士文学以及当时还有不少残余的骑士制度，特别是那种骑士们的用打抱不平的方式来改造社会的空想。“堂·吉诃德”一书出版后，西班牙就再没有出过一部新的骑士文学，而本来已经在衰落的骑士制度遭到了这样无情的嘲弄，可以说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堂·吉诃德”的伟大，还因为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这将近一百万言的作品中，出现了西班牙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的整个社会。主人公的游侠生活使他把西班牙的城市、村镇、河流、山脉都游历到了，在他的自传式的“俘虏的故事”等插曲中，还描写了勒班陀之战，摩尔人和阿尔及利亚的奴隶生活。塞万提斯用精确的笔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当时的时代。
从典型创造来说，塞万提斯给世界文学创造了最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堂·吉诃德的形象的生动，真是到了所谓“须眉毕现”的程度，闭上眼睛，这位骑士就立刻显现在我们眼前，而且我们又这样熟悉他内心的精神，他矛盾的性格。
堂·吉诃德无疑是神智不清的，疯狂而可笑的，但又正是他代表着高度的道德原则，无畏的精神，英雄的行为，对正义的坚信以及对爱情的贞洁等等。他愈疯疯癫癫，造成的灾难也愈大，但他的优秀品德也愈鲜明。堂·吉诃德是可笑的，但又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化身。他对于被压迫者和弱小者寄以无限的同情心，从无数篇页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以热情的语言歌颂自由，反对人压迫人，人奴役人，并可以看到他是言行一致的，可是也正是通过这个典型，塞万提斯告诉了大家，一个人依照幻觉行事是只会把好事办坏，把自己陷入绝境的。
桑科·判扎也是一个刻划入微的成功的典型人物。这是一个西班牙的劳动农民，他一开口就有成套的谚语。明明看出了主人的疯狂，但真心热爱着堂·吉诃德，他怎样也不肯离开他，跟着他为了理想，去受折磨。桑科代表了有才能而常识丰富的西班牙农民。有时他被他主人的口才所迷惑，但最终还是他的聪明才智战胜了。他做“海岛总督”（实际上是管一个小村镇）的一段经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他是公正地治理着，但由于当地的贵族对他的残酷的作弄，最后不得不辞职。当他辞去总督职务时，他说：“我到这个政府来没带一个钱，离开时也没带走一个钱，这一点就和别的海岛上的总督不同了。”这个插曲是塞万提斯的最好的讽刺故事之一，因为桑科·判扎这一普通的农民证明了他远比那些腐败无能的封建地主能更好地治理国家。塞万提斯指出了，西班牙人民渴望一个良好社会的理想只有在人民自己的努力下才能实现。
“堂·吉诃德”是中国人民所喜爱的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从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学习到许多东西。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这两部世界名著，不能不想到它们在它们自己的祖国的命运。“堂·吉诃德”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被任意歪曲。法西斯野蛮人企图把西班牙拉回到中世纪去。“草叶集”在美国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歪曲和污蔑。有人甚至宣称惠特曼也像那些战争贩子战争挑拨者一样，是主张领土扩张政策的。
但是全世界人民今天纪念它们，认识这两部伟大的作品的真正价值。惠特曼和塞万提斯所想望的正义的社会，伟大的城和新的人类早就出现了，而且正在胜利地发展着。“草叶集”和“堂·吉诃德”也将和全世界人民一起，永远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