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中的收获 平实中的突破——近年长篇小说纵览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前进中的收获 平实中的突破
　　——近年长篇小说纵览
　　李星
　　在反映历史、社会、人生和人性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体现作家认知能力、审美表现能力和语言、结构能力方面，长篇小说都有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比拟的优势，它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作家艺术能力的重要标志。鲁迅先生称长篇小说为“时代的宫阙”，他在有生之年曾经有过创作长篇小说《杨贵妃》的计划，并为此去过洛阳、西安等地，但由于身体状况及对长篇创作的慎重，终于未能成稿。新时期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复苏，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丰收与火爆，进入到90年代中后期的持续发展。本世纪的头几年长篇小说创作仍在平实中稳步前进。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有千余部的长篇小说发表，在小说家族中长篇小说仍然是社会和读者的关注重点，也是专门家评论和研究的重点。
　　对社会生活现实的热切关注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就其本性来说，文学“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达者”。在此意义上，任何题材的创作，都首先生长于现实的土壤，并以其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参与着当下生活和人的心灵构建。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家，都把自己的忧国之思、人民之爱，投注到对人民生活的现实关怀之中，并留下了许多伟大的艺术创造。今天的长篇小说作家们也表现了高度的现实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作，一直在近几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同步表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生活的作品中，周梅森的创作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继早期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之后，又连续出版了《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等。作品共同的特点都是以一个中等城市为背景，以当地主要领导干部的更迭为焦点，展开上至省级领导，下至乡镇、村社广阔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生活，围绕执政为公还是为私，廉洁还是腐败，展开尖锐激烈的艺术冲突，有的则由党内问题、思想作风斗争演化为揭露还是掩盖腐败犯罪分子的激烈矛盾。小说关注社会热点和群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反映人民群众的心理愿望，在艺术表现上，善于设计矛盾、渲染氛围、情节跌宕起伏，注重塑造代表群众利益的党的各级干部形象和其它领域的改革者形象，可读性强。但是周梅森的小说与陆天明的《省委书记》、《大雪无痕》，吕雷的《大江沉重》，陈国凯的《大风起兮》等直面改革现实的作品一样，常常存在着生活开拓有待深入，人物类型化，情节模式化，文学品位有待进一步提高的问题。
　　在贴近地表现农村改革生活和农民的情感历程的作品中，相比于《天高地厚》（关仁山）、《农民三步曲》（赵德发）这几部时间跨度长、展现生活面广、规模比较大的作品，笔者更看重孙惠芬的《歇马山庄》。它在一个村子的场景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展示了现实乡村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人格榜样，青年一代新的土地观念。特别是作者善于化乡村社会的思想性格、家族矛盾冲突为人物情感和心灵的冲突，叙述从容优雅，文笔优美抒情，人物命运起伏，情节悬念丛生，具有一种乡土牧歌般的特殊韵味。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自然和环境条件差异很大、人口众多的大国，发展不平衡是它的显著特点。所以我以为《疼痛》（熊正良）、《故园》（李明性）、《大漠祭》（雪漠）等表现农村历史和现状的作品，同样具有现实性与真实性俱在的文学品格。如果说文学的作用在指引未来照亮现实之间的话，那么这些作品则有烛照现实，唤起良知的作用。然而这些作品的生命力决不只是对边远地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的原生态展示，而是他们在感同身受的人文关怀中，所具有的深刻的思想穿透力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特别是至今在河西走廊任教的青年作家雪漠的《大漠祭》，通过祖国西部一户农民不到一年的日常生活，表现了中国农民生之艰辛、病之痛苦、死之无奈和爱之甜蜜，写出了他们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执着坦然的生活哲学。正如冯牧文学奖在给雪漠的授奖辞中所说的：“在文学将相当多的篇幅交给缠绵、温情、伤感、庸常与颓废等情趣时，雪漠那充满生命气息的文字对于我们的阅读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力。”它得力于作者对西部生活、西部情感的独特感悟，也得力于作者“对于中国农民精神品性的深刻挖掘”。
　　面向历史的发现和寻找
我国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孕育了无数的志士仁人、古圣先贤。历史是一面镜子，这里面包涵着许多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丰富思想资源、资政资源、文化资源和智慧精神资源。所以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一直是中国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来源之一。新时期以来，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长盛不衰，呈持续繁荣之势，并在姚雪垠之后，出现了凌力、二月河、唐浩明这样的历史小说家。
　　如果说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历史小说存在着由个人历史修养、当代世俗文化影响的“戏说”成分的话，那么唐浩明《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则是赓续了中国文学中“史传”传统的严肃厚重工作。他关注历史巨大转折期，既忠于旧王朝，又敏锐地感受到这个王朝的腐朽，虽穷心竭力，而又无力回天的中兴股肱之臣、封建士大夫的业绩与命运、奋斗与挣扎，突现了传统士阶层的内心痛苦和强大的传统文化人格。三部作品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史的价值高于文学价值的情况。
　　继唐浩明之后，熊召政四卷本的《张居正》引人注目。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围绕张居正柄政十年，整顿吏治。梳理财政，推行“万历新政”，展开了明代中叶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政治斗争，描绘出一幅从皇帝重臣、士农工商到三教九流一幅五光十色的历史画卷。诗人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使这部小说在长篇结构、叙述语言、人物刻画方面多有长处。而张居正最终的悲剧结局，揭示的却是至今为学界所广泛关注的为什么中国社会在明代可能完成却最终没有完成的历史转型的历史必然性。成一的《白银谷》是一部描写清代晋商金融家族生活及其遍布全国的金融“票号”的繁荣与衰落的历史，这里有封建性的民族金融家的商业智慧、人格魅力，也有从业者和他们妻女的坎坷命运及悲惨生活。作品将扎实的史料依据和老到的文学创造融于一体，显示了作者浓厚的语言功力与驾驭长篇艺术的能力。
　　与以上作家作品相比较，莫言的《檀香刑》与李锐的《银城的故事》显然具有历史寓言的性质。它们的历史背景是确定而真实的，然而小说中在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中活动的人却是虚拟的，是作者历史观念、人性理解与人在巨大历史事件中艰难处境的载体。在莫言，是对中国封建社会血腥恐怖的专制统治的血淋淋的控诉，而刽子手赵甲及其儿子、县令钱丁则是这专制所造成的畸形人格的极致，孙丙虽是民间反抗的英雄，然而却也在漫长的压迫和无望中，形成了一种甘愿受虐的病态人格。在李锐则是在历史的真相的复原中，突现了作为历史事变中正、反双方重要角色的个人的尴尬处境，历史结局的必然性是无可怀疑的，但个人的命运，哪怕如刘振武、欧阳朗云、七少爷这样坚定的反清志士也难以战胜自己生活的偶然，反倒是底层劳动者在无意识中支撑着历史的梁柱。
　　文体意识与本土意识的生长
经历了十多年的对世界各国小说创作的学习和借鉴，甚至相当程度上的摹仿之后，中国的长篇创作已经进入到文体自觉的阶段。大家优先考虑的已经不只是以题材占据优势的写什么的问题，而是怎么写的问题。无个性的摹仿别人，特别是摹仿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越来越少。
　　在充满个性化的叙述中，越来越多的作家找到了创作的满足和语言的自信，长篇文本的艺术价值、美学含量普遍提高。在那些成熟作家和文学新人的作品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到无个性的十分相似的文本。同样是个人化的女性主义写作，铁凝的《大浴女》中从容的心理分析，温婉的反讽与自嘲，同张洁的《无字》中的银瓶乍裂般的愤激、一唱三叹的诘问构成强烈对比，同样是抒写心目中的伟大与崇高，红柯的长篇处女作《西去的骑手》以浪漫的笔触追寻着西部英雄的足迹，抒写着西部的雄浑与苍凉，尽情演绎着主人公生命的壮丽与辉煌，鞭挞着军阀政客的卑鄙与无耻。而麦家的《解密》则在一种迷宫般的神秘氛围中，既展示了天才人物的“迷人智性”，也展示了生命中“可怖的脆弱”。即使是那些扼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在作品叙述和人物塑造中，在细节和语言中，也融入了新的文学和哲学的质素，给人以新的感受。
　　与文体自觉相联系的是创作中本土意识的自觉，从语言到结构、从形象创造到审美风格，东方性、中国化、民族性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如贾平凹的《怀念狼》中国化了的整体性意象，狼与猎人之间的对立以及彼亡此衰的神秘生命联系，狼变人、人变狼的魔幻色彩，形象地揭示了生态失衡给人类所带来的生存危机、精神危机，既有万物皆有灵性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伦理观，又有从《庄子》到《聊斋志异》的美学血缘。莫言的《檀香刑》“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模式，民间地方戏曲“猫腔”调牌、唱词的结构性穿插与意蕴性贯穿，头尾两编中各色人物各具个性色彩的口语化讲述，使这部暴露专制社会黑暗与腐朽的小说，具有一种温暖柔和的内涵。
　　从这一时期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中，也看到物质诱惑对于纯文学作家的冲击和影响。一些作家心态比较浮躁，写作姿态不够稳定从容，多有虎头蛇尾，半部杰作的作品出现；一些作家生活积累不够，却硬要将一部小篇幅作品的素材拉成大篇幅，甚至动辄“三部曲”，贪大求全，造成创作质量的下降；还有的作家受电视剧众多受众和可观的商业效益的诱惑，在构思阶段就想到一作多用，导致长篇小说文学含量的下降；还有一些作家过多考虑到小说的市场价值，在严肃题材中胡乱设计一些男女私情，没有必要地穿插一些性描写，等等。多元化的书籍市场，不守规范的出版商，缺乏专业眼光的媒体炒作，使一些格调低下的伪劣之作得以流布。
　　长篇小说是一个时代艺术水准的重要标志，在我国近年来的长篇创作轨迹中看到了稳健中的创新和平实中的突破，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抱有更大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