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俄国革命和中国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第一次俄国革命和中国
范若愚
编者按：今年是一九○五—一九○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五十周年。十二月九日是俄国一九○五年革命武装起义的日子。十月末和十一月初，苏联科学院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院，曾分别举行了一九○五—一九○七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学术报告会。我国派潘梓年、姜椿芳、范若愚三同志组成代表团前往参加。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主持的一次报告会上，我国代表团范若愚同志作了发言，这里发表的是他的发言摘要。
一
一九○五年，当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在俄国爆发的时候，中国正是在经历了一九○○年义和团事变的不久之后。当时帝国主义者更公开地向中国进行侵略，满清政府更无耻地成为帝国主义者“有求必应”的奴才，同时中国人民也正逐渐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巨大声浪传到中国来了。
中国人民知道了俄国一九○五年革命爆发之后，就一直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俄国革命的发展。当时的许多报纸，不断地报道着俄国革命的消息，并且经常发表对于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评论和由俄国革命所引起的对中国问题的感想。例如，一九○五年六月二日的“中外日报”就这样写道：“历观西方各报，近来所纪俄京之乱事，其人民之冤苦，政府之野蛮，哥萨克之暴横，几使闻者疑为非人情所应有之事，而俄政府竟行之不疑！……惟以俄人今日之情，证之吾国今日之事，其情实有相肖至极者。”这是当时中国人民对于正在苦难中斗争着的俄国人民所表示的同情，也是和俄国人民有着相同遭遇的中国人民自己所发出的感慨。列宁说过：“中国人民自身遭受着俄国人民所受尽的不幸，——遭受着从饥饿农民身上敲榨贡税并以武力压制任何求取自由的倾向的亚洲式政府所给与的苦痛，遭受着已经侵入了中国的资本底压迫。”（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二十一页）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民就自然而然地把俄国革命同中国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当时中国舆论界预料到沙皇将被推翻，并且预料到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革命不久也会爆发。如一九○五年七月十四日“申报”写道：“世界之交通日以接近，外界之刺戟于耳目者亦日以繁多。二十世纪之始，俄罗斯之专制政体已有不能维持之势。革命之风潮浸淫而及于亚东者，其期当亦不远。”后来，当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屡遭挫折又以失败暂告结束的时候，中国舆论界依然认为俄国革命还要爆发。如一九○六年“民报”第二十二号曾介绍过这样的言论：“俄政苛残，可云亟极！……或有谓革命党如再遭压迫，则不复能继续之矣，是言非吾之所敢苟同者也。以吾观之……障碍一日不去，则革命气焰一日不息。又质言之，即非达其革命之目的，则无一日非革命时代也。”由此可见，俄国一九○五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这个革命所给与中国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列宁说过：“世界资本主义与一九○五年的俄国运动最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抑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中的人民醒悟过来，要求新的生活，为争取人底初步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四十页）的确，在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人民为“要求新的生活，为争取人底初步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火焰愈燃愈烈了。在一九○五年八月间，以孙中山为首，联合了当时的各个革命的小团体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毛泽东同志指出：“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五二页）而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则是在一九○五年确定了的。孙中山先生自己叙述道：“及乙巳（一九○五年）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孙文学说”，第八章）
俄国一九○五年革命，使中国思想界看到“二十世纪之始，俄罗斯之专制政体已有不能维持之势”，（一九○五年七月十四日“申报”）“二十世纪，苟创设新政体者，必思涤除专制惟恐不尽。”（一九○六年四月，“民报”第三号）因而启发中国思想界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对于“旧日之为异族政府所有者，固当倾覆之；而数千年君主专制之政府，亦必同时改造。”（一九○六年四月“民报”第三号）这就是说，不仅要结束二百多年来的满清统治，而且要根本结束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同时，俄国一九○五年革命，也使当时依然幻想在满清统治下实行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界遭到破产。当俄国人民在一九○五年革命中扫除了沙皇布里根杜马的欺骗时，“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曾一再发表评论道：“俄国革命之大风潮，雷动全球。俄皇颁行国会条例，允给人民以自由，而俄民犹未餍所欲。俄京之大监狱，如法国革命前之巴士的狱者，且一举而荡平之，世皆知为俄国社会党之力……而未尝不为吾国改革方针之一助也。”（一九○六年五月，“民报”第四号）“俄罗斯……十月三十日之诏敕，以表面视之，在政府为空前之举，而国民自兹可享宪法保障之自由矣，而孰知其实际之不足信，革命之仍不可弭……形式上之变革，徒具文耳。返观中国，其政府之审机知变不如俄，而顽固过之十倍。以国民对彼要求之实力，与俄国民较，其不逮更不待言，而曲学阿世者，乃以为立宪可望，暴动无益！”（同上）这样，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就引导中国思想界逐渐认识到中国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用恢复汉族帝国以代替满清帝国的方法来解决，也不可能用实行立宪的改良主义方法来解决，而是要用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方法来解决。虽然孙中山先生当时所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国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要在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也终于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可是这个理想在促进中国思想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在孙中山先生这个理想号召之下，从一九○五年以后，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日益发展起来。一九○六年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湖南萍乡、浏阳、醴陵起义；一九○七年爆发了黄冈、惠州、安庆、钦州、镇南关（今之睦南关）等地起义；一九○八年爆发了河口（云南南部边境）、安庆起义；一九一○年爆发了广州起义；一九一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满清的统治，而且使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最后崩溃。因此，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发表的“关于一九○五年革命报告”中指出：“土耳其、波斯、中国的革命证明，一九○五年的强大起义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个起义表现在亿万人民前进运动中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莫斯科版第二十二页）
当时中国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虽然受了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影响，可是，他们只是用自己的观点去观察俄国一九○五年革命的一切。因此，俄国一九○五年革命所不同于过去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他们很少看到甚至完全没有看到。当时中国的报纸在许多问题上，都没有能够正确地反映俄国一九○五年革命的真相。这不仅是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听到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消息，都是经过帝国主义的通讯社的歪曲、诬蔑辗转传来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当时中国革命领导阶级的观点使它们很难了解俄国革命的真相。中国人要真正了解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真相，要运用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以指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不得不等待一个必要的历史条件的产生，就是要等中国无产阶级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建立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时候。
在一九○五年革命时期，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是当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列宁在辛亥革命后一方面指出：“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已经获得了自由，已经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了”；但同时也指出：“……未被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农民，能否保持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来反对只待良机到来就会向右边奔去的自由党人，——不远的将来便可表明这一点。”（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三二、三四页）果然，未被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其结果是完全证明了列宁这一论断的正确。毛泽东同志也说过：“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五二页）中国的“一九○五年”，要获得彻底胜利，只有期待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之后来实现。列宁曾经预计到这个政党必然要诞生。果然在辛亥革命后十年，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就合乎规律地诞生了。
二
一九○五年俄国革命，是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不是垄断资本主义以前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重演，而是具有和已往一切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不相同的特点。列宁在一九○五年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就论证了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关于革命的动力、革命的领导权、革命领导阶级的同盟军及其阶级敌人，关于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手段，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政权性质，以及关于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重要问题。这样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新的革命理论为其内容的著作，在十月革命以前，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中国人还是不了解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列宁的这一著作才真正地学习了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并且具体运用一九○五年革命中为布尔什维克所制定的策略基础指导了中国的革命。
列宁在“两个策略”一书中所论证的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首先就是要实现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要实现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的这些策略，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一九二六年三月，当中国大革命正在蓬勃开展的时期，为了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两种机会主义倾向，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论文中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之后，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的总路线、总政策。此后，毛泽东同志在其它的著作里，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的总路线、总政策，又继续作了周详的论证。毛泽东同志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规定为下列的公式：“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正是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原理在中国条件下的具体运用。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并不是要他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要他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要他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而是要他最努力地参加，最坚决地为彻底无产阶级民主制，为彻底完成革命而奋斗。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党，这就使得中国革命能够从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充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这是一九○五年革命区别于已往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特征。毛泽东同志指出：“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见“论人民民主专政”第十四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策略原理，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指出：为要使无产阶级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自愿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盟者，因为领导者如果没有被领导者，就不成其为领导者，而农民就是这样的同盟者。毛泽东同志正是遵循了列宁关于对农民的策略思想，认为农民问题乃是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三八页）正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及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形成的工农联盟，才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彻底胜利，并立即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指出，为要使无产阶级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把那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并希图由自己来充当革命唯一领导者的阶级逐出领导舞台，并使其陷于孤立。因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根本不容许有两个革命领导者存在的，而自由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因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国家里的资产阶级，而“帝国主义国家的自由资产阶级不能不是反革命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十二页）因此，若不把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便无法实现。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时代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其中的一部分是买办资产阶级，它是革命的对象，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指出：“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三四页）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都是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两重性有联系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就使它不能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还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三五页）这样，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就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有所区别。俄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在同农民结成联盟并对自由资产阶级采取孤立政策的条件下实现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则是在同农民结成联盟并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实现的。毛泽东同志规定的中国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中国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领导权的政策。斯大林曾指出，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之一，就是“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二九八页）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正是估计到了中国的特殊情形而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的策略，也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一样，是经过了和各种机会主义者的策略的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在克服了所有“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策略，而以列宁主义的策略原理所制定的政策指导中国革命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还指出，要组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要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并在民主革命获得彻底胜利之后，立刻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把俄国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的这些策略原理同中国的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所以用武装斗争作为推翻反动统治的主要手段，是因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是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自由权利的，强大的革命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二页）同时，由于革命敌人的异常强大，就必须在长时期内，才能聚积和锻炼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革命力量。因此从一九二七年后，中国共产党就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用人民革命的武装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聚积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三○页）从农村革命根据地到全国革命胜利的长期的武装斗争，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斗争学说在中国出色的具体运用。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则是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四六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已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目前，中国人民正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策略原理在中国的胜利。在一九○五年革命时期列宁为指导俄国革命所撰就的伟大的“两个策略”一书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