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里木河的下游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在塔里木河的下游
储安平
今年六月，我在塔里木河的下游访问了一个小村。这个村子的居民过去终年捕鱼为食，并且吃草根；他们穿的是粗糙的麻袋布，见了外面去的陌生人拔脚就跑，一下子都躲进了芦丛或沙山。由于很少人知道通达这个村子的路径，我们只能一站一站地换人带领。我们从尉犁县城出发，沿着孔雀河的北岸西行。一路都是野生的梧桐，碧绿可爱。后来渡过孔雀河，穿过群克尔村，道路就穿行在许多小河和湖沼中间。那些小河里鱼很多，有些还浮生着娇艳的野荷花。越往南走，戈壁的景象越发浓厚。有些地方尽是沙墩，沙墩上长着黄绿相杂的红柳。经常看到天鹅在湖边游，而两眼矍矍的大鹰，雄踞路旁，直到我们车子驶近，才突然惊飞。向西南远方看去，见有旋风上卷，一柱冲天，这又是戈壁中的常见的景色。
我们最初是在通往婼羌的大道上走着的。到了卡拉，便离开大路朝西向着塔里木大戈壁的东部边缘前进。从卡拉，经过英可尔，通往客拉切其，一路都是草丛、杂木和沙窝。路径若连若断，使人不辨进退。我们在那烤人的没有一丝丝风的戈壁太阳下驶行了八小时以后，终于越来越挨近蜿蜒在塔里木大戈壁东沿一带的沙山。沙山不很高，然而另有风致。那像被熨斗熨过了似的齐整的山棱和贴平的坡面，给我一种极其单纯、新鲜而又深刻的印象。就在这蜿蜒的沙山脚下，流着来自千里以外、历史上久享盛名的这条旷达的、豪壮的、同时也是桀傲不驯的塔里木河。
当我们还没有到达客拉切其的时候，汽车马达的声音已经把这个平静的小村扰乱了起来。村里的人们，都怀着讶异、新奇而又紧张的心情，伸着脖子四面探望。有人发现在远远的沙窝里有着一个黑色甲虫似的东西一点一点向他们驶近。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我们一定是走错路了，因为自有这个村子以来，就没有到过汽车。解放以后，县区干部、汉族干部和当地民族干部虽然常来，但是他们还没有接待过专门去访问他们的客人。当他们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是专门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人群里马上腾起了一片欢呼。人们争着涌上前来和我热情地握手，即使最年轻的妇女也不感到一丝害羞。
这儿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那些平平的沙地，而是被风吹成像波浪似的一道一道的沙岗。沙岗不很高，大约两三公尺光景。沙岗上间或露着一些从沙子里挣扎出来的红柳或苇子。整个村子就被包围在这样一望无边的沙浪里面。
我们被引导到村子东头的一排矮小的屋子里。他们特地煮了新鲜的塔里木河的鱼招待我。
很久很久以前，这一带本来也是水足草茂的地方。后来，在塔里木河的上游，有些地主恶霸任意截拦河水，就使下游一带水源日见枯竭。我们在路上曾经看到一个地方残存着很多像被大火烧过似的枯死的大树，据说这就是“水走了”的遗迹。多年以来，像我所访问的那一带地方，都已沦为“洪水漫浇地”，平时没有水，要到大山化雪，上游发着洪水的时候，才有水流到这儿来。由于地势高低不一，水势有强有弱，每年的水漫到哪儿就是哪儿，没有一定。水漫到了，大家就把那块地的一些低洼的地方堵起来，把水堵住。到第二年春天，水已经渗入地下，于是就在地上撒种，这样，那块地就算种上了。过去，即使在这样困苦的情况下，封建地主乡约仍然不放松他们的残酷的剥削。由于每年究竟哪些地漫到了水、可以种，没有一定，所以每年春天都要分一次地。我访问过一个叫作白拉提的老汉，他说：“洪水来时，拦坝堵水这些苦工都是我们做的，但是分地的时候，全由乡保长作主。好一些的地，都由他们占了，分给我们的地，又少又不好。我们不能不种，还要向他们鞠躬道谢。在过去，我们这些穷人每年最多只能分到种五十斤种籽的地，但是那些地主乡保长占的地，却可以种到一千斤种籽以上。他们自己不劳动，那些地还是要我们大伙儿分着帮他们种。”
在农民分到的这一点小土地上，要是年成好，可以收上三四百斤粮，要是年成不好，那就收多少算多少。可是年成好不好，实际上和农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要是多收了些，乡保长就来了，摊派这个又摊派那个，到头还是送给他们了事。那个白拉提老汉用手指了指塔里木河那边的海子（湖沼）说：“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一带的人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反正我们从小时候起，就是整年靠吃鱼吃草根过活的！”
这种苦难现在终于结束了！解放以后，这地方起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虽然由于这一带都是“洪水漫浇地”，不存在土地所有权问题，因而也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然而那些封建地主乡保长的恶势力，却很快地被解放后的劳动人民赶跑了。解放不久，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就选出了自己的乡长和村长。过去，他们每年分一次地，现在，他们仍然每年分一次地。可是过去分地是由地主乡保长支配作主，农民不敢说一句话。现在分地，则由乡长领导，区上还派干部来参加，先由村上研究协商，大家同意后再分。这一带的最大的困难是缺水，可是在一九五二年，解放了还不到三年，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在这一带人民的生活里出现了：尉犁县人民政府为了照顾塔里木河下游一带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在那年春天，领导很多群众在上游筑了一个大坝，使塔里木河的河水不再流入孔雀河，使河水仍循塔里木河的故道流到下游来。水的回来，使下游各地人民的生产情绪大大提高了。在一九五三年，那一带竟然出现了一次多年未有的大丰收。
“水比从前富裕了，分到的地也比从前又多又好了，就拿我说，我今年分到种五百斤种籽的地。像我这样只有三口人的一户人家，能分到种五百斤种籽的地，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白拉提老汉一扯到他们村上这两年来的生产情况，就格外兴奋：“过去我们种地，种了以后从来不再浇水，什么都不管，只等秋收。有收即收，没有收成也就算了。现在可不同了。由于再没有人压迫我们、剥削我们，收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了，大家对于生产就比过去积极得多。前年乡政府号召拔草时，有些人还不大愿意，说过去从来没有拔过草，而且草拔了以后还是要长出来，何必白费劲。那年只有五六户拔了，可是拔了草的，长出来的庄稼确实不同：麦子长得高，麦穗结得大，所以从去年起，大家都相信政府的话，愿意拔草了。过去，穷人很少有牲口，牲口大都是地主乡保长的，他们的牲口踏了或者吃了我们地里的庄稼，谁也不敢哼一声。现在，除了拔草以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些青年在地里巡逻，看看有没有牲口或者野猪吃庄稼。最近又组织了一支水利队，正在挖一条水渠，想把更多的水引上来，好扩大生产。”
在我和白拉提谈话的时候，一个叫阿西木的中年汉子闯了进来。这位阿西木是这个小村子上仅有的一位在外面跑过的人物。阿西木一家十五口，其中有三个妇女会用羊毛和野麻编织口袋（装粮用的），织了口袋，就由阿西木拿到焉耆一带去卖。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阿西木每年总要赶着几个小毛驴，带上几十个口袋，到焉耆一带去，把口袋卖掉了，就换一些包谷驮回来。可是一九五二年以后，阿西木就再没有出去过，甚至他们连口袋也不再织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过去我们没吃的，不得不把一些羊毛都织成口袋，拿出去换粮驮回来。我们屋子里一直只能铺些苇席，我们过去就整年地睡在苇席上。从一九五二年起，政府照顾我们，在上游筑了大坝，河水流回下游，我们这一带的水源大大增加，大家的生产都提高了。生产提高了，我们就想把自己的生活改好一些，都想打些毡毯铺在地上。我们村上牲口本来不多，这样一来，我们这一点点羊毛连自己用也不够了，再没有多余的羊毛拿出来织口袋了。而且，我们也不再需要拿口袋去换粮食了，从一九五二年起，我就没有再从外面驮回粮食过。正相反，去年我们响应政府出售余粮的号召，我还卖给政府一千五百斤小麦和四百斤菜籽呢。”
塔里木河下游是盛产野麻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正是野麻花盛开的季节，土红色的野麻花，给那荒芜的戈壁地带添上了不少景色。这一带的老乡很久以来就知道利用野麻织布织口袋。我还看过他们用野麻织成的毯子，又厚又结实。他们并且把野麻染上几种不同的颜色，织出一些简单的条纹，另具一种引人的民族风格。可是过去的反动政权从来不知道利用这项原料。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提倡下，野麻竟然成了一种高级纺织品的宝贵原料。我在新疆亲眼看到过上海寄来的用野麻纺织的很好的纺织品。政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大量收购野麻。剥野麻现在成为这一带的老乡、尤其是妇女的主要副业。野麻这东西过去一向被人们铺屋顶、垫路基、当柴烧。很多人说，共产党来了以后，一向不值钱的东西现在也变得值钱了，一个妇女剥上十天野麻，就可以换购一身衣料；她们一谈到这个问题，都显出一种特殊的兴趣。她们剥了野麻也用不着自己送到什么地方去卖，供销合作社会按时派车去收。她们都把长的好的卖给政府，短的次的留着自己家里用。
我虽然在那儿只耽了两天，然而却看到了这个小村子所发生的变化。我问他们现在还吃不吃鱼，他们带着很得意的神气说：“一九五○年的时候，已有少数人吃到粮了；一九五一年，很多人都吃粮了；从一九五二年起，我们这儿再没有人把鱼作为主食了。现在再没有人吃草根了。现在我们一星期还吃两三次鱼，但是鱼不再是我们的主食，而是副食了。”在早上夜晚（沙漠地带早晚特别凉），我还看到一些老年人身上披着他们从前穿剩下来的破烂的粗糙的麻袋布袷袢，当我有一次端详着一个老汉身上的这种衣服时，他说：“过去我们就是穿的这种衣服。你别瞧它粗，可结实着哩。在过去，我们最好的衣服是褡连布（很粗的土大布），可是褡连布也还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人穿。而现在，人们只有在地里劳动时才穿这种褡连布了。”说着时，正巧有两个妇女走过我们身边，那个老汉呶呶嘴：“你瞧那些娘儿们，现在她们都穿上红颜色的花布了。”在这村上，麻袋布和褡连布还是看得到，可是更多地看到的是各色棉布，有些年轻小伙子身上还穿着带条纹的布衬衫。
我看到他们用木桶、木盆、木碗、木匙。在河边，我看到他们的独木船。在有些用苇子遮着的荫棚下，我看到有些妇女仍然用着那由两个木叉和三片木板构成的织布机在织布。然而我也注意到他们生活中已经出现了瓷茶壶、瓷碗和铁皮桶。他们爱喝茶，可是过去没有人知道一块茶到底要多少钱，现在他们大人小孩都喝茶。再没有人去理会那些为他们过去生活里一日不能缺少的打火石了，现在大家都用火柴；一匣火柴有十包，才要五角钱。我说：“你们还养鸡！”阿西木说：“这也是这两年的事。从前，要是你养鸡，那是你自己招乡保长来麻烦。而且从前我们人还没吃的，拿什么来养鸡啊！”
这个小村子过去从来没有小学，从一九五四年秋天起，村里也有了小学了。阿西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解放以后，村里群众都要求办一个小学。时代不同了，不识字就等于瞎子。不仅不能读报，甚至上面来的文件也看不懂。在这样一个戈壁滩上，要是没有人识字，上面来了文件又到哪儿去找人来读啊。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我们这儿进行了普选，我们选出了我们自己的代表，后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一九五四年秋天，我们这个村上就有了小学。这使大家格外感到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的好处。”
村子里有好些人都聚拢到我们那一间小屋子里来，安静地并津津有味地旁听着我们的谈话。后来我看到一个有着很长的白胡须的老年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贾马利），由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扶着，一步一步摸索到我们屋子里来。看样子好像他要和我谈什么似的。大家帮着招呼他从人丛里走过来。他的眼睛没有瞎，然而他眼珠子里发出来的光，就像一个瞎子那样不集中在任何地方。他仿佛是在凝视我，但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有些颤动。他说话也仿佛很困难似的。他说：“过去乡保长来，骑大马，拿着鞭，见人先抽几鞭再说，要把我们抓到别的地方去作苦工。现在，再没有打我们的人了。我听说毛主席派了人来问我们好。我看不到毛主席，我要来看看毛主席派来的人。我没有什么话要说，我只是要向毛主席道谢。”他这样说时，忽然一下子扑到地上叩起头来。他那严肃的、诚恳的、老态龙钟的表情，强烈地感动了我。他那突然的动作一下子使我紧张到极点。我立刻肃穆地跪下来回拜他，亲切地并带着一种晚辈的心情把他扶起来。屋子里所有的人这时也都立了起来。这一带人民在旧时代里所遭遇的侮辱、灾难和苦楚、以及解放以后对党对毛主席从心底里激发出来的纯朴的恳挚的感激，都在这个肃静的、感人的、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场合中透彻地表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