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建社中执行阶级政策的偏差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纠正建社中执行阶级政策的偏差
纪希晨
秋收前后，四川省资中县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运动虽然一般是正常的，但是不少地区在建社中没有认真执行党的阶级政策，因而严重地影响了新建社的质量。
在建社中，有些乡村工作人员没有对社员的政治情况进行周密的审查，以致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混进了合作社。人民村的工作人员为了一下子赶过别的村庄，建社的时候，不仅不审查社员的政治情况，而且错误地提出“不漏掉一户”的口号，结果，一个刚刚成立起来的合作社吸收入社的地主、富农、反动会首等竟占全社农户的百分之十二以上。这些人在社内惹是生非，趁机造谣破坏，使刚刚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就面临着垮台的威胁。
有些工作人员，仍然认为贫农“人瘦、牛瘦、地瘦、猪瘦”，怕贫农多了显示不出合作社的优越性，不仅不依靠贫农办社，而且继续排斥、限制贫农入社。鱼溪乡就有四十八户坚决要求入社的贫农，被拒绝吸收入社。许多贫农既然被排斥在社外，已经入社的贫农，在合作社领导骨干中当然也就占不上优势。这个乡一百二十七个社务委员中，贫农只有十五人。因此，在处理耕牛、农具、投资等具体问题的时候，损害了贫农的利益，使富裕中农占了贫农的便宜。在这个乡里，折价入社的五十五条耕牛中，凡是贫农用国家贷款伙买的耕牛，一般都比市价低百分之十，而中农的牛一般都较市价高百分之十左右。富裕中农曾国清的耕牛折价一百元，已经基本合理了，但是因为他多次大闹，结果又添了十元；付款期未到，社委们就提早从贷款中付给了他一部分。贫农杨世能等人伙买的耕牛，社里只折价五十元，竟比市价低百分之四十二还多。
在建社中，也发生了强迫富裕中农入社的现象。中共球溪区区委副书记，为了强迫富裕中农入社，擅自规定富裕中农不入社，就不准进糖房生产（当地盛产甘蔗）。鱼溪农业合作社副社长陈国全召集富裕中农何秉银等，威胁说：“今年不入，明年也跑不脱！”四户富裕中农就这样被吓进了社。新建立的中华农业合作社的四十六户社员中，被强拉入社的十五户富裕中农，其中有十三户现在已经提出要求退社，在这个社里，死牛、卖猪等破坏生产的现象也发生了。
类似上述情况，在全县基本合作化的三分之一的村庄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现象呢？除了建社中没有深入宣传党的阶级政策，不少干部对于党的阶级政策还缺乏统一的全面的了解外，主要是一部分经济地位上升了的党员干部，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阶级观点模糊，看不见贫农办社的积极性和力量。鱼溪乡六十二个党员中，瞧不起贫农、不相信依靠贫农能办好社的有三十九个。共和村共产党员周从书在建社中，排斥十二户贫农入社，他对支部说：“这些人尽是穷鬼，入社又不积极，连生产队长也找不出一个，建起社来也办不好，要是一定叫他们入社，我不当社长都要得。”有的乡支部中，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一部分富裕中农成份的党员没有很好接受党的教育，对于党所领导的合作化运动有严重的抵触情绪，阻碍了党的阶级政策的正确执行。如原艾家乡三十四个党员中，新、老富裕中农成份的党员就有十四人；六个支部委员中，新、老富裕中农成份的党员四人。基层干部中，十六个乡村主要干部，新、老富裕中农即有九人。这个乡在建社的时候，挑选为办社骨干的多是富裕中农。十七个正、副社长中，就有九个是富裕中农。因上升到富裕中农而思想落后的党员刘仙华，自从被选为副社长以后，就很少管社的工作。社员叫他开会，他却说：“光开会，未必就不吃饭了。”党员李荣森家庭是老富裕中农成份，入社以后不积极工作。党支部三次通知开会，他都拒绝参加。支部书记批评他，他竟说：“我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没有像入合作社这样饿得皮黄肌瘦的。”对党采取完全对立的态度。另外，基层组织中领导成份不纯，也是不能正确执行阶级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鱼溪乡二百三十三个党员、行政干部和社务委员中，混入的阶级异己分子有七人。其他政治面目不清的有六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多。何述章过去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混入党内以后，包庇土匪、放走恶霸。合作化运动中，他又破坏党的政策，打击贫农入社情绪。
为了纠正建社中执行阶级政策的偏差，中共资中县委正结合整顿、巩固合作社的工作，普遍开展了整党、整团工作。对阶级立场模糊、受富农思想影响的党员干部，进行了自我揭发和批判。对混入党内和合作社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坚决地进行了清洗。对富裕中农占据领导优势的农业合作社，也分别情况进行了调整和改组，增加了贫农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