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改进农业合作化书籍的出版工作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迅速改进农业合作化书籍的出版工作
马林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五四年一月到一九五五年八月，全国三十一家出版社共出版了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书籍二百九十四种。这些书籍在合作化运动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有不少问题。
首先，从出版种类上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这方面书籍的出版工作，计划性是很不够的，这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已经出版的书籍绝大部分是通俗书籍，这当然是必要的，并且需要继续加强它；但关于理论性的著作却出版极少。这样，就不能帮助我们干部来了解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在规律。第二，有关介绍、阐释和研究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某些专门问题的书，也显得太少。例如，改进和提高县区干部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工作，是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项重要的事情。但是这类书一共只出版二种。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必须做好农村中党和团的支部工作，而这方面的书，只有九个出版社出版了十一种。随着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日益迫切地提出了如何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组织剩余劳动力、提高耕作技术、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以及农业和畜牧业、林业、副业的多种经营结合的问题，而这些方面的书籍，有的只有一、二种，有的根本没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农业合作化书籍的出版工作，还没有密切地和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实际生活中提出来的许多重要问题，还没有在出版物中得到充分反映。
为要加强关于农业合作化书籍的出版工作，必须进行全面的规划。各出版社都应该在各级党委领导之下，掌握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全貌和存在的问题，更有计划地组织书籍的出版工作。既要更多地照顾到广大干部和群众需要的通俗的书籍出版，也要照顾到较高级干部需要的理论性和研究性书籍的出版；既要出版阐释农业生产合作社优越性，解释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的书籍，也要出版阐释和研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重要意义的专门问题的书籍；出版工作应当全面地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服务。
其次，从书籍内容的正确性方面来看，也包含着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错误。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想，在这些书籍中也有所反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看不到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例如，通俗读物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九月出版的“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办社方针”，就是强调“不能把农民的觉悟估计的过高”，强调干部和积极分子，对于农业合作化“还是不够熟悉的”，着重地批评所谓“不顾群众觉悟程度和可能条件”的“盲目地大发展”，把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说成“未来”的事情。这就是只看到少数富裕农民思想动摇的一面，忽视了多数的贫农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日益高涨。同时，也只看到干部有着这些那些缺点的一面，而看不到几年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党领导之下已经培养了并且还要在运动中继续培养一大批比较熟悉农业合作化工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又如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七月出版的“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认为“目前合作化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发展数量，而应集中注意于提高质量，应当全面地转向巩固工作”，更明显地表明了对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估计错误。另一种是只看到或夸大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缺点，忽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成绩和优点。例如华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四月出版的“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几个问题”，在“编者的话”中通篇都是强调“原有的一千多个老社”，“经营管理水平都没有什么提高”，“新建成的一万二千四百多个新社，生产上的混乱现象，仍未完全克服”，“各级领导和干部既缺乏巩固社的经验，又不深入合作社”，部分社员思想“仍不巩固”，“发生波动”等等，而没有认识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中，成绩是主要的，广大群众是积极的，许多干部是经过锻炼的，党的方针政策是明确的，经验是在积累着的。结果，这本书就只强调，巩固社“还必须进行艰苦的工作”，却把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寄之于“将来”，认为不是“今年”（即一九五五年）的事。
农业合作化书籍在内容方面另一个突出的缺点，是对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客观可能性缺少分析。党中央一九五三年发布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曾经指出：党关于领导农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策的“可能性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第一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第二是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获得了解放和土地，因而能够相信工人阶级领导的正确性；第三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有共同的利益以及贫农和中农有共同的利益，而这一切共同的利益就是大家都力求或希望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可是，绝大多数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书籍和几乎全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书籍，对于这一指示，有些未进行较仔细的分析，有些甚至完全不提。绝大多数书籍，都只限于从小农经济的落后性来分析农业合作化的必要，而忽视了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条件来分析小农经济改造的客观可能。
党是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力量，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积极性必然日益高涨起来。这些观点应该在农业合作化书籍中得到发挥。可是，在已经出版的书籍中，绝大多数对于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无限威信以及从阶级分析观点说明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高涨这两个重要方面，也大都忽略了。只有很少几本书进行了简单的阶级分析，而有些书叙述某些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思想动摇的情形时，完全忽视了阶级分析，没有指明究竟是农民中那一阶层思想动摇，更没有指明更多的农民是在坚决要求组织或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农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虽然在很多书籍中都谈到了，但一部分书籍把小农经济的互助合作和个体生产的两种积极性平列起来，没有指出劳动农民互助合作积极性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主导的一面，是发展中的主流。
一些书籍还忽视了国家支援在发展农业合作化中的作用。像通俗读物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七月出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解答”以及大部分以“农业生产合作社问答”为题的书籍，都完全未提到这一点。有的书籍把国家的支援简单地说成是“结合”、“联系”。如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怎样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信贷组织、国营农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关系说成是“加强和各方面的联系”，而不是指明这些就是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支援。有的书对国家支援的内容说得过于狭窄，往往只把农业贷款、技术推广、供给新式农具等作为国家支援的项目，而不全面地指出国家对农业合作化的多方面的支援。例如，没有指出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进行其他有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商品交换、通过统购统销减少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受的资本主义中间剥削，修筑城乡交通道路，为农业合作化训练和培养干部等等，也是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支援。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最大的支援。但是，许多书籍没有强调这一点。许多书籍都只限于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在将来提供农业以现代化的农业机器以及在目前能提供新式农具等生产资料。多数书籍都没有指明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够提供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丰富的、并且不断地降低售价的生产和生活消费用品，能够不断地充裕国家财政力量而使国家增加对农业合作化的财政支援。至于工业化的每一发展，都更加推动了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一点，几乎所有书籍都未予指明。有的书籍，如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出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问答”，甚至只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国家工业化的支援，而不指出工业化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支援。
由上所述，这就说明关于农业合作化书籍的思想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到来，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已经明确地指示了党在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改革中的方针。各有关出版社应该根据党的方针对自己出版物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对上述内容方面的缺点，在再版时予以必要的修订，对今后的出版工作应该进行全面的规划，以便出版工作更好地为这一伟大运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