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农业合作社俱乐部的经验说明了什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联合农业合作社俱乐部的经验说明了什么
安徽省文化局局长　杨杰
安徽省巢县鲁桥区联合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个有两年历史的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同时，社里开展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社员们把石山铲成平地，在上面搭了露天舞台，盖了可容四百多人的“小俱乐部”。买了汽油灯，买了篮球、乐器和图书，他们众口一辞，把这些叫做“社会主义建设”。俱乐部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业余文艺活动。联合社的这些活动和经验，使我们从事农村文化工作的人头脑为之一新。因为它向我们说明了很多东西。
第一，它说明了今天农村的经济基础、农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都在起着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要求文化工作迎头赶上去，更好地为农业合作化服务。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飞跃发展，现在农村的文化活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群众不欢迎，而是特别欢迎；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需要。许多农民说：“买书找不到门，教歌找不到人，电影看不到，实在急坏人！”联合农业社自己建设了俱乐部、民校、业余剧团、生产技术研究组、图书室、卫生组、露天舞台和球场等十多项文化组织和活动场所。三年来，共演出八十五场，讲演六十三次，幻灯放映四十次，展览十一次，体育活动几乎天天都有，每半月过一次文化活动日。在这些文化活动中，出现了不少新人新事，如祖孙同台唱山歌，婆媳手拉手跳舞，父子同班学文化，姑嫂互教识字；还出现了“文化之家”，像社员江道发一家就有五个人上民校，其中三个人又参加了剧团，老夫妻俩参加了卫生组和生产技术研究组。在这里，无论白天和黑夜，到处都听到嘹亮的歌声和愉快的谈笑声。
从联合农业社的社员们这样热爱文化和需要文化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合作化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他们现在不但要求有双轮双铧犁和龙骨水车，要求用机器耕种，要求多增产；此外，还有“五要”，就是：要提高政治，要学习文化，要学习管理合作社的经验，要学习生产技术知识，要文化娱乐。他们对文化要求的目的性是明确的。像妇女生产队长江道珍说：“我要学好文化，做个拖拉机手！”
文化活动本身也给社员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因而也就更提高他们对文化活动的积极性。由于研究和改进了生产技术，推行了“三改”（安徽农业生产方面的三项改革办法）办法，今年主要粮食都增了产；由于开办了民校和冬学，就为社里培养了十四名记工员和会计；由于卫生宣传工作的开展，社员们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减少了疾病和死亡。像这些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活生生的事实，他们还能不需要文化吗？
由于组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和生活方式都起了根本变化，因此，也给文化活动带来了有利条件，白天分队分组生产，晚上在一起上学，一起排戏，一起开会，假日又大伙儿打球，跳集体舞，做游戏，使社员们天天在一块，天天亲亲热热，成为拆不开的伙伴了。
第二，它说明了农村文化活动的内容，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同时又要经常地服从和服务于农业生产，并且要不断地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联合农业社俱乐部的文化活动，首先是围绕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群众，批判群众中存在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从而提高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几年内，俱乐部曾经运用幻灯、展览、讲演、广播、读报、戏曲演出等十几种文化艺术形式，集中地宣传了国内外时事和总路线、解放台湾、普选、粮食三定、肃反等政治斗争任务和中心工作。今年夏收时，发现社里有些人生产不积极，有的看亲戚一去七、八天不回社，有的闹着退社；同时，也发现社外反动富农分子和坏分子在造谣破坏。针对着这一情况，俱乐部就及时地放映了“新路”（反映对富农进行斗争的内容）幻灯片，举办了演讲会，用当地被逮捕的坏分子破坏合作社的罪恶事实来教育群众，使社员们擦亮了眼睛。后来合作社巩固了，有的社员又产生自满情绪，不愿再搞扩社联社，他们说：“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够了。”俱乐部就展览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图片，反复讲读“苏联农民给中国农民的一封信”；又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介绍了“星火集体农庄”和本省的“淮光集体农庄”，大大鼓舞了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其次，俱乐部经常地服从和服务于生产，开展宣传鼓动和普及生产技术。他们善于根据各个不同季节的特点提出生产要求和鼓动口号，如在开展积肥运动时，俱乐部就用光荣榜表扬女社员江道珍、彭同英一天打秧草三百三十斤（过去男的每天最多打八十多斤）的事例，掀起了打秧草的热潮，在短短的二十五天当中，全社共打秧草十八万多斤。又运用短小精悍的文艺形式，在田间地头进行鼓动，如在去年开荒抢种的时候，参加业余剧团的社员就以开荒抢种为题，组织了山歌联唱，女社员唱：
“韭菜开花球打球，开荒增产要加油，抢种生活我们做，不要一心挂两头。”男社员就接着唱：“铁扒磨得亮光光，开荒好比上战场，齐心合力加油干，看谁先上光荣榜。”这样，就鼓舞了情绪，原计划要十天才能完成的八十亩地开荒任务，结果七天就完成了。特别是生产技术的宣传，他们善于运用通俗易懂、简单明确的宣传形式，如用模型、实物展览和农民谚语、歌谣来介绍本地的传统经验和推行外地的先进经验。
俱乐部也开展了群众性的文化学习和文娱体育卫生活动。这里的常年民校，已经是巩固了，有三十五个青壮年经常地参加学习。两个业余剧团和民歌合唱队共六十多人，三年内共演出八十五场，演出节目都是内容健康、形式丰富而多采的。在活动方法上也是灵活多样的，平时生产空隙时间，就做游戏、跳集体舞；田间“歇活”的时候，就读报、看图画；正在生产时也要喊喊山歌；在节日或庆祝丰收等集会的时候，都有文艺演出晚会；特别是文化活动日的这天，更是集中地进行各种文化活动，大家尽欢一日。
第三，它说明了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经常化和群众性，必须加强领导，依靠群众，大力开展普及工作。有些文化工作人员在农村开展文化活动，不是依靠群众，而是自己唱“独角戏”，因此，他们到了哪里，哪里就热闹了，如果离开哪里，哪里就冷清了。另一方面，普及和提高工作做的不够，因此，“单打一”多，“老一套”多，遭到群众不满地说：“你演够了，我看厌了。”
联合农业社俱乐部的文化活动解决了文化活动不能经常化的两个主要矛盾：
一个矛盾是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单打一”“老一套”和群众要求多、要求好的矛盾。俱乐部大力提倡了为当前中心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所迫切需要的内容和形式，如幻灯、展览、报纸、图书、生产技术研究和小型多样的文艺活动；同时，也注意发掘和推广了民间艺术形式，开始时，他们只搞大家最熟悉的民歌“姑嫂对花”，接着唱的人越来越多，歌子也就越唱越丰富。接着，俱乐部就注意帮助群众提高艺术活动的水平。例如当地的民歌是很丰富的，但是由于精华糟粕掺杂在一起，群众不愿意演唱。俱乐部就在文化馆站的辅导下，将民歌加工整理，改变了演唱形式，配上乐器伴奏，就很受欢迎。像“姑嫂对花”提高后，很快就普及到全区、全县、全省，还参加了全国民间艺术会演。这样，俱乐部就大大地提高和丰富了文化活动内容，保留了三十五个节目，开展经常性的活动就有了“本钱”。
另一个矛盾是文化活动和生产的矛盾。农业社首先加强了统一领导。联合社俱乐部下面的各种组织，都分别由社长、党支部宣传委员、党的宣传员、社文教委员、高小毕业生、会计员、记工员、男女生产队长和生产上的积极分子担任领导骨干。由于俱乐部建立在社的基础上，党支部和社的行政领导，兼管文化工作，生产上的骨干又大都是文化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因此，就不会发生脱离领导和相互排斥的现象。社的领导统一了，活动内容就能根据领导意图紧密地服务于生产和中心任务。同时，各项文化组织，以生产组织为单位建立和开展活动，也就能适应生产季节和社员们集中和分散的生产特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灵活运用活动方法。如民校在农忙半农忙季节，就实行五假制（栽秧、剥头麻、剥二麻、割稻、春节），争取教学的主动性；读报的方法：集中生产时就在田间读，农闲时在民校读，剥麻时就在麻场读；文化活动日也不是每次都演新戏，农忙时就演出一些短小精悍的现成节目，这样就保证了活动的正常开展。
联合农业社的文化活动的经验，深刻地告诉了我们：在已经合作化了或将要合作化的农村里，已经开始在进行着文化革命，开始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虽然这些活动仅仅是开端，但是，它是反映着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一点，不积极加快脚步赶上去，就要被沸腾的现实远远抛弃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