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入分配角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十六大报告 贯彻十六大精神

从收入分配角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主要观点
　　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投资率偏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或者说这些经济结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反映。因此，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导向，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一些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也逐步突出起来。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受非典疫情的影响，某些问题变得更为突出，须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有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反复强调，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到调整经济结构上。从当前的实际看，我们认为，从收入分配角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着力点。经济发展总是与经济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阶段的形成，往往伴随着一次大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常常通过结构的规律性调整和转换而实现。结构不合理，各方面关系不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不可能有效地推进。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不仅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造成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收入分配问题是导致某些经济结构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样，收入分配政策的有效调整，也是解决某些经济结构问题的重要着力点。
　　与收入分配问题有关的几个经济结构问题
　　在宏观层次上，收入分配问题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表现为投资率偏高。
　　投资率偏高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曾经研究过在当时条件下我国适当的积累率应该是多少，其结论是在25％—30％之间。但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投资率不仅偏高而且大幅度波动：在50年代后期“大跃进”期间，积累率曾经高达51％以上；而在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积累率又降低到仅有16％左右。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我们主动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在制定“八五”计划时，提出了30％
　　的投资率指标，并以此投资率来综合平衡宏观经济增长计划。但是，在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重投资、轻消费”的思想仍有一定市场，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的投资率实际上没有一年低于30％，而是基本保持在35％—40％、接近40％的水平上。90年代后期，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增长成为GDP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有效地扩大了内需，但也使投资率攀升，2002年投资率已经超过40％。2003年上半年，在消除非典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的过程中，投资的增长速度进一步与消费增长拉开差距。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实际增长率为8％左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高达31.1％。按目前的投资增长势头估算，2003年全年的投资率可能达到甚至超过45％。
　　实现较高投资率是后发展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重要优势，世界上不乏通过一定时期的高投资使本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例子，但其投资率都没有达到过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高的程度和这样长的持续时间。投资和消费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长期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长期偏低的消费率。消费率低是即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障碍。从长远看，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当，会造成长期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长期的投资率偏高，再加上投资结构不合理，还会引起其他结构性问题的产生和恶化。
　　投资率长期偏高又导致了另一个结构性问题：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增长滞后。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曾有效地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使三次产业结构得到了明显改善。80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0.4％，而第三产业为12.3％，同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也由80年代初的21.8％增加到90年代初的33.4％，同期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则由46.4％下降到41.6％，三次产业结构呈现出优化和升级的趋势。但在90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提高到了13.5％，而第三产业却减慢到9.1％。在这10年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由42.1％增加到50.2％，而第三产业的份额却基本上没有增加。在经济过热的1993年—1994年，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增长率接近20％，而第三产业只有10％左右。投资增长过猛是造成经济过热时期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而长期的投资率偏高以及投资结构不合理，则是导致三次产业结构不平衡加剧的基本原因之一。1998年以来的5年中，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而第三产业为7.7％，增长速度滞后，仍然未能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2003年上半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的差距更是明显扩大。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连续多年滞后于第二产业，使得三次产业结构呈现出愈加不合理的趋势，这一最基本的经济结构关系所存在的问题不仅会影响总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而且会影响其他各类型、各层次结构问题的调整，最终将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总体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第三产业增长的滞后也意味着服务业发展的滞后，这对于通过扩大居民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来拉动国内消费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也是不利的。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增加就业。据计算，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是第二产业的5倍以上。“九五”期间，我国新增就业人口的85％是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此外，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也要求我们加速发展第三产业，以应对新的挑战。
　　在微观层次上，收入分配问题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增长速度。20世纪80年代GDP年均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7.5％；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5.2％。可以看出，无论城乡居民分别计算还是总体计算，居民收入增长都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
　　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量高速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4倍，农村居民实际纯收入增长了5倍，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明显拉大。目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4％，明显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4.5％的速度。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反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8％，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有4.5％。9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城市经济的作用比对拉动农村经济的作用更为明显，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原因是国债资金用于农村发展的部分相对较少。2003年上半年受非典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明显下降，更加重了这一问题。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将造成较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和社会问题。
　　以上分析的三个结构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或者说这些经济结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反映。
　　通过改进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任务，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要求“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为我们在新形势下通过改进收入分配政策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总的来说，经济结构通过不断调整而实现优化升级，是保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关键；收入分配政策导向根据形势的变化作出调整，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着力点；而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政策的根本宗旨，也是在宏观调控中保持适当投资率、注意提高消费率的关键。
　　在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其他困难群众的情况下，千方百计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加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工作的力度，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积极改进和调整就业政策，但仅仅强调扩大就业还不够，因为我们不仅需要解决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的问题，还需要解决提高占居民大多数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只有有效地解决各个阶层特别是中等收入阶层提高收入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有效消费需求。这就需要根据目前不同阶层的收入特点，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达到总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目的。
　　对于农民，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使农民从单纯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同时，应增加国债资金中用于农村发展的部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创造条件，使农村居民能够直接从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得到好处。这样做，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占全国总人口2／3的农村居民的收入，而且有利于减缓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
　　对下岗失业的困难群体，各级政府应广开门路，努力为他们增加就业机会。同时，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真正困难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应注意区分真正的未就业者与隐性就业者，使真正的未就业者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促使隐性就业者包括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者进一步做到完全自食其力。
　　对国家公务员，政府应承担起根据经济总体增长情况不断提高其收入水平的责任。为公务员提高工资，不仅能增加这一部分人的收入，还能对社会各方面注意提高其雇员的收入水平发挥示范效应。
　　对一般企业职工，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落实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最低劳动报酬标准。要通过立法和加强管理，认真保护职工的利益。同时，应鼓励和支持在用人单位和被雇用者之间建立和完善劳动报酬谈判机制。此外，可以考虑进行结构性减税，如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标准，适当减少对用人单位的税收等。还应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监管，加大维护社会公平的转移支付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