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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社必须依靠贫农和下中农黎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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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5-12-27
第3版()
专栏:

办社必须依靠贫农和下中农
黎言
为了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的发展,必须坚决地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可是,究竟为什么要依靠贫农和下中农,为什么不能依靠富裕中农,这对某些党的农村工作人员来说,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疑问。因此,他们在办合作社的时候,往往在口头上喊的是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实际上作的却是依靠富裕中农。这种现象,在河北省丰润县去年的合作化运动中是相当普遍的。当时,你要走到农村,就会听到对富裕中农的称赞,说他们“能说、能写、能算”,说他们“牲畜好、农具好、经营好”,说他们“好依靠”“好领导”。同时,也可以听到对贫农和下中农的贬责,说他们“生产无力、领导无能、统购无粮、统销无底”,说他们入社是:“少牛没车地不肥,两肩只抬一张嘴”,说他们“不好依靠”,“不好领导”。有不少党的农村工作人员,一听说富裕中农入社,就十分欢迎,认为富裕中农多了,社就减少了困难;一听说贫农和下中农入社,就有点发愁,认为贫农和下中农多了,社就增加了负担。也有不少党的乡支部,甚至党的区委会,当一些资金困难较多的社请求国家帮助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为什么不多吸收几户富裕中农?”结果,在去年的合作化运动中,富裕中农和贫农分别建社的情况相当严重,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社大量出现。在二千一百八十二个新建社中,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社就有四百零七个,而且还有五十四个社的成员全部是中农,没有一户贫农。如果说富裕中农“好依靠”
“好领导”的话,这些社该是问题最少巩固最容易的社了,可是事实却作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凡是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社和清一色是中农的社,恰恰是问题最复杂、也最难解决的社,恰恰是巩固不很容易垮台却很容易的社。所有参加过今年整社工作的干部,对这一点有最深切的体会。在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四百零七个社中,就垮了一百五十八个,还有一百一十六个是经过彻底整顿改变了领导成分以后才巩固下来的。在清一色是中农的五十四个社中,垮了的就有四十六个,现在勉强维持下来的八个社,有的要不合并和改组还不能避免垮台。这是什么原因呢?请看事实。
岔河乡的岔河村有一个十户的社,其中九户是富裕中农,一户是贫农。由于这九户富裕中农都想占别人的便宜,又怕自己吃亏,因而在“互利”问题上经常发生纠纷,区委书记亲自去整顿仍然不能解决,最后只好宣布解散。散社的那天,九户富裕中农十分高兴,他们说:“单干有吃又有穿,何必入社找麻烦”。而那户贫农却向区委书记直掉泪,他说:“我少牲口,缺农具,只有九亩地,原指望入社翻翻身,谁知道社又垮了,我怎么办呢?”这九户富裕中农为社垮而高兴和这一户贫农为社垮而伤心的事实,不正是对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社垮台容易巩固难的很好说明吗?
有些富裕中农还不仅仅自己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甚至有意要把合作社弄垮,来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是不能走的。比如杨匠庄乡赵庄第二社,十六户中有八户老富裕中农,社主任和会计都是他们,他们不是设法把社办好,而是搞垮。这个社的主任和会计,当然都是“能说、能写、能算”的“三能”者,而就是这个“能算”的会计把作了八个工的记成十个工,把作了十个工的又记成八个工,故意挑起社员的不满,造成社的混乱,而当社处在这种境地的时候,这个能说的主任就说了:“人家说社会主义道路好,对,咱就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你们看,社会主义道路好是好,就是咱们走不了。”这个主任和这个会计的所作所为,还不足以说明某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对合作化的抗拒吗?我们要是依靠他们办社,社怎么能够巩固呢?
当然,有些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合作社也巩固下来了,甚至也增加了生产。那末,是不是这些社就没有问题了呢?不,其中有些社的问题还很多,而且很严重。首先,有些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社公开地对国家的粮食统购工作进行抵抗。比如郑庄子乡郑庄子村共有三个社,第一社和第二社是贫农占领导优势,第三社是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当村里的粮食统购工作开始以后,第一社和第二社用一个上午就估实了产量,并发动社员连夜赶打,很快就把应该卖给国家的粮食全部卖给了国家。而第三社却用种种隐瞒和欺骗的办法,企图少卖给国家粮食。粮食工作组只得一方面采取个别发动这个社的贫农的办法,揭露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亲自下地检查作物株数,六个干部花了二十二天的时间,才把产量算实。原来第三社隐瞒了的产量相近实产量的四分之一。可以想像,我们要是依靠富裕中农办社,国家的粮食统购任务能够顺利完成吗?
其次,不少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合作社普遍发生了不服从国家作物种植计划的现象。比如左家坞乡扣家寨村被富裕中农掌权的社就是这样。这个社共二十一户,富裕中农就占了十二户。今年春耕的时候,国家分配给这个社的植棉任务是十九亩,同时要求每亩产量达到一百斤。这个社的确在十九亩地里种了棉花,但他们种的不全是棉花,而是一垅白薯,一垅棉花,只注意经营白薯,不注意经营棉花。结果,白薯每亩平均产量超过村里产量的近三分之一,而棉花每亩平均产量却比村里产量低了三分之二。这个社主任还得意地说:“棉花长不好,那是国家的,白薯长得好,这是自己的。”可以想像,我们要是依靠富裕中农办社,国家的生产计划的实现会有什么保证吗?
最后,富裕中农在耕作技术上的保守思想是更加牢固的,他们对农业技术革新是不容易接受的。韩城镇寨子村第一社两个生产队两种播种豆子的情况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今年春播时节,这个社的管理委员会根据支部的决定要各个生产队播种豆子的时候改簇播为条播。第一生产队的队员多数是贫农,队长也是贫农,他们执行了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全部豆子实行了条播。而第二生产队的队员多数是中农,队长也是中农,却没有执行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全部豆子照样还是簇播。而且这个生产队长还在队员中间散布对这种技术革新的不满,他说:“扯蛋,我种豆子种了几十年,还没听说过什么条播,照样没少产。”结果怎样呢?两个队的施肥数量、田间管理完全一样,第二生产队豆子的每亩平均产量比第一生产队的少收了四十九斤。可以想像,我们要是依靠富裕中农办社,农业的技术革新不是只会放慢不会加快吗?
事实是这样清楚,在合作化运动中,我们要是依靠富裕中农的话,实际上只能依靠他们去发展资本主义,而不可能依靠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富裕中农的“牲畜好、农具好、经营好”好不好呢?的确很好,办合作社也的确需要这种“三好”。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去团结他们,领导他们正确地发挥“三好”作用,要这种“三好”为社会主义改造服务,而不是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服务。事实也证明,凡是依靠了贫农又团结了中农的合作社,富裕中农的“三好”就会变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力量。
那末,一年来贫农和下中农办社的情况怎样呢?事实作了完全肯定的结论,凡是贫农和下中农占领导优势的社或者成员全部是贫农和下中农的社,都是问题比较少、有了问题也好解决的社,都是容易巩固的社。丰润县去年建立的社中,有三百九十一个社的成员大部分是贫农,小部分是下中农,没有一户富裕中农。一年来只垮了四十二个,而其中的二十三个是由于领导上不给支持甚至宣布解散才垮的。剩下的三百四十九个社,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但这些困难没有吓倒他们。缺少牲口,他们就用人力来代替;缺少资金,他们就卖掉妇女的首饰,卖掉祭祖的供器;有的社员口粮不够,他们就在社员中设法调剂;不会办社,他们就在办的中间学习。这些社在党的领导下都坚持下来了,而且办好了,几乎是社社增加了生产,户户增加了收入,成为贫农一定能够把社办好,办好必须依靠贫农的活的榜样。我们只举韩城镇河西村第一社来作一个例子。这个社原来共四十六户,其中贫农三十六户,下中农六户,富裕中农四户,领导这个社的主任也是贫农。除过四户富裕中农,其余四十二户几乎是村里的贫穷户。春节还没过,就有十九户缺少口粮。这时,社里的确很困难,既要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又要保证缺粮户有粮食吃。四户富裕中农看到这种情况,害怕自己吃亏,就坚决要求退社了。这样一来,这个社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穷棒子社”。就在富裕中农退社的当天,大家表示:“人家退社能拉车能牵牛,咱们退社连根牛毛也带不走;咱们可坚决不能退社,咱们要富在社里富,穷在社里穷,死在社里死!”困难越来越大了,播种缺种,上粪缺粪,开始只是人没粮吃,以后牲畜也没草吃了。麦收前一个月缺粮户增加到二十七户,麦收前几天,缺粮户增加到三十七户。所有这些困难,凭着大家的团结一致,凭着主任的日夜操心,终于克服了。谁料到,正在秋收的时候,主任得了重病,卧床不起,镇上的支部书记耽心主任病了,这个社会出问题,就到社里去检查和帮助。出乎他的意外,社里的劳动热情极高,生产秩序极好。社员们向支部书记表示:“我们要‘地不丢穗,场不丢粒’,保证完成秋收任务。”经过秋收分配,全社收入大大增加。原来有十九户常年缺粮户,现在只剩六户部分缺粮户。原来这个社的缺粮户要国家供应一万一千多斤粮食,现在除六户部分缺粮户由社内调剂解决而外,还可卖给国家一万一千多斤余粮。
事实证明,贫农和下中农所以贫困,绝不是因为“生产无力”,而是小农经济使他们无法摆脱贫困,一旦组织起来,他们就会在生产上发挥无尽的潜力。事实也证明,贫农绝不是“领导无能”,只是由于没有锻炼的机会,使他们的才能被埋没着,只要把合作化的担子放在他们的肩上,他们就会显示出出色的领导才干来。事实也证明,贫农绝不是“统购无粮,统销无底”,只要组织起来,贫农就一定会由缺粮户变成余粮户,不但不要国家供应,还可以用自己劳动的果实,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实还证明,贫农虽然“少牛没车地不肥”,但是凭着他们两只勤劳的手和一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的心,绝不会增加社的负担,反而会给社创造更多的财富。事实更证明,贫农正因为贫困,才真正是“人穷志不穷”,才真正具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积极性,正像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的:“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因此,他们才是合作社的中坚骨干,他们才是合作社的领导力量。因此,合作化必须依靠他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确,经过一年来合作化运动实践的检验,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依靠贫农和下中农这一真理已经显得格外光辉。丰润县的各级干部在这一实践的检验中,受到的阶级路线的教育,是这样深刻和丰富,生动和有力。这就使他们更容易领会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决议和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精神,因此今年对合作化运动的领导就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绝大部分干部在建社和整社中都已懂得了阶级分析的重要,运用了阶级排队的方法,贯彻执行了党的阶级路线。在今年的合作化运动中,已经消除了中农贫农分别建社的现象,也基本上克服了中农占社的领导优势的现象,在五百七十七个合作社的八千六百五十五名社务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中,贫农占四千八百四十六名,下中农占三千零二十九名,上中农只占七百八十名。
无数经验证明,只有紧紧地依靠了贫农和下中农,才能巩固地团结上中农,只有既依靠了贫农,又团结了中农,才能逐步限制和消灭富农,也才能使全体劳动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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