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能宽在美国是怎样受迫害的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陈能宽在美国是怎样受迫害的
本报记者
1955年12月29日，记者访问了新近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陈能宽。陈能宽是和他的爱人裴明丽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回到祖国的。我的访问使陈能宽忆起了往事。
1947年7月，陈能宽到美国去留学，在耶鲁大学研究院的冶金系学习。1948年得到硕士学位，1950年又得到博士学位。从1950年起到1955年5月，他在美国的哈根士大学教书兼做研究工作。1955年6月到10月，他又在美国的西屋电气公司冶金研究所担任研究工程师。
在陈能宽的经历中是找不出丝毫违犯美国法律的事实的。按常理说，他对于侨居生活不应该有什么不愉快的记忆。但是，仅仅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要求回到中国来，迫害就落到了他头上，使他同美国的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机关打了五年交道，为他的一生留下了极不愉快的记忆。
下面就是陈能宽的回忆：
“我和我的爱人都是中国人。我们出国求学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学成归国，而绝不是想永远侨居美国的。1949年，我参加了旅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之间时常讨论回国的问题，也讨论将科学书籍译成中文的问题。1950年，当我在耶鲁大学得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就更加迫切地希望回到我的新生的祖国来参加建设工作。但是从那时起，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就非法地监视了我的行踪。
“我还记得一个名叫普费尔（Pfiel）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他常到我家里和我教书的哈根士大学来。他自称是‘中国通’，并且从口袋里拿出联邦调查局的名片来威胁我，他常常用一些非常愚蠢而可笑的问题来纠缠我，使我感到十分厌恶。他问：‘你喜欢不喜欢美国？’‘喜欢不喜欢中国？’‘是否和别的中国人讨论过回国的问题？’等等。差不多每隔两个星期，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还到我的房东和同事那里调查我的行动，诸如我‘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观感如何’等等。当我知道了这一些，自然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不安。1950年6月移民局的官员又找我去谈话，并出示三张命令。第一张是宣布拒绝承认我的留学生身份，因而向我发出非法居留的逮捕令；第二张是假释令；第三张是假释期间必须向移民局每月报告生活和工作情况的命令。这是一目了然的，美国当局企图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阻挠我归国。加上，在1950年底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纽约大学的研究员颜鸣皋，因为向移民局申请回国而被拘禁在爱力斯岛上，后来旅美的中国同学们捐款二千美元才把他保释出来。同时，我们又在美国的报章上常常读到关于拘禁外侨的集中营建成的消息，这一切都使我们旅美华侨在考虑回国问题的时候感到强大的压力，并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可怕的暗影。
“移民局和特务机关干涉中国人回国自由的粗暴行为使我非常地愤慨。回国既不可能，我决意要离开美国。恰巧在1953年4月，我获有机会，应聘到英国伯明罕大学去讲课。我于是积极办理离境手续。但是美国移民局又干涉了我的离境自由。移民局显然是害怕我们经由英国返回中国。移民局的官员把我和我的爱人找去从上午9时一直询问到下午3时。他们的问题是：‘你们读什么报刊’，‘信仰什么’，‘你是不是拥护台湾蒋介石政府’……。接着，在三、四天后我们收到了移民局的一封挂号信说，不准我们离境；但是要在十天内执行驱逐出境。理由是，一、说我参加过科协组织；二、说我订阅华侨日报；三、他们说：‘根据不可公布的情报，证明你留在美国有损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那末，我想，既然驱逐我出境，好吧，我正想离境，我就申请离境吧。但是移民局说：‘不行。我们要根据上述三点执行移民的法律手续’。看来，如果我不去进行上诉，驳回移民局所加给我的三点罪名，我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于是我请了律师，花了我一个月的薪金，进行上诉。结果，我的官司算是打‘嬴’了，法庭证明了移民局的诬告。但实际上移民局却胜利地达到了干涉我自由离境的卑鄙目的。打官司耽误了我三个月的时间，又使我耗费了精力和财力，英国方面预聘的工作也丢了。
“就这样，我一直被阻挠离开美国。直到最近，由于我要求回国的意志是这样的坚决，终于冲破美国移民局的罗网，回到了我们的祖国。”
谈到这里，记者请陈能宽就1955年12月16日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侨民问题声明发表他的意见。陈能宽特别注意到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一直很认真地遵守协议”，并且“在美国的中国人现在是”，“任何时间……可以自由离境”。陈能宽不禁嗤之以鼻。他说：
“自从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就有关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以后，可以肯定地说，许多旅美华侨对于这一协议并没有得到充分了解的机会。当时我住在匹兹堡市，那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并不是穷乡僻壤。可是那里的大小近10种报纸就根本没有刊载协议的全文，而仅仅在末版上刊载了不多不少一行简单的消息。可见，美国政府并没有将协议广为公布。
“不仅如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除非美国移民当局及特务机关所加之于华侨的那种阻挠他们归国的不安气氛和可怕的阴影能够有效地消除，否则在日内瓦达成的有关双方平民回国的协议是很难在美国贯彻实施的。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事实。1953年9月，我的同学罗会元曾经为了请求过境而去向印度、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大使馆接洽。但是两个星期后，移民局人员就传他去，问他到这些大使馆去干什么。可见华侨的行动经常是在美国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的。可以设想，现在要想归国的华侨对于向印度大使馆去申请帮助就必然存在着重大的疑惧。他们害怕受到美国移民局的狡猾的报复。”
在结束访问的时候，陈能宽向记者表示，虽然他在侨居美国期间，有着这样一段不愉快的记忆，但他对美国人民的友善的印象是很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