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大型汉语工具书的诞生 [复制链接]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热点解读

一部学术精品，要经历怎样的孕育？武汉大学十位年轻教师，以十八载的清贫和寂寞，选取近三千年以来我国传世典籍的权威资料，汇聚成一部《故训汇纂》——
一部大型汉语工具书的诞生
本报记者 刘成友
　　学术精品众争睹
　　这是训诂学界的一件大事，是研究古代典籍与文化者的福音
　　这部在社会上产生不小影响的书，就是由武汉大学古籍所历时十八载编纂而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故训汇纂》。
　　一本专业性较强的工具书，何以让人如此瞩目？
　　语言文字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前人对古代词语和典籍文句的解释就成了后人阅读研究的依据和基础，于是历代都有字典辞书和文献注释问世。这就是训诂学。清代著名学者阮元主编的《经籍籑诂》是训诂学方面的巨著，200多年来一直是语言和文化研究者的“枕边书”。但该书缺陷也很明显：一是资料不备，二是体例不便，三是错讹不少，已不能适应当代学术发展的需要。作为一本有关训诂学方面的当代辞书，《故训汇纂》有着广泛的用途——编纂字典辞书、阅读和注释古代典籍，研究古代语言文字都可以借助于它。有专家说，它是继《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之后的又一部大型汉语工具书。
　　从学术渊源上讲，《故训汇纂》
　　是对《经籍籑诂》的继承和超越。从时间跨度上，由前者的从先秦至唐扩展到晚清；征引的主要书目，由前者的80多种扩展到228种；在篇幅上，由前者的300多万字扩展到1300多万字；编排检索上提供了多种方式，更便于查阅。
　　《故训汇纂》甫一推出，就受到学界高度评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说：“这是训诂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一切研究古代典籍与文化者的一大福音。”“《故训汇纂》就是为对语言文字学有兴趣的人们准备的一个资料宝库，其有功于当代和后世巨矣。”
　　“《故训汇纂》聚集了近3000年以来的中国传世典籍的解释材料，文化底蕴异常丰厚。它为我们提供的是几千年历史文化书面典籍多层面的意义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提高我国古籍整理的速度和质量，给历史文化的还原提供最优越的条件。”著名语言学家王宁也对该书给予了首肯。
　　皓首穷经十八载
　　十位年轻教师甘守清贫与寂寞，凝成千万字鸿篇巨制
　　《故训汇纂》的编纂工作始于1985年。三位主编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正值中年，他们刚刚从编辑《汉语大字典》的浩大工程中抽身，就带领武大古籍所全体老师投入到《故训汇纂》的编辑工作中。
　　没有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当时也没有电脑可用。10位老师靠手抄笔录和剪贴，分书制卡。为此共手抄卡片40多万张，剪贴卡片30多万张。分书过程中，没有取巧地从《经籍籑诂》中转引资料，而是重新辑录，避免了讹误。全部书目制卡完成后，又历时半年，把近40万张手抄卡与原书核对一遍。编写过程中，更规定凡卡片文字可疑者，或对照《经籍籑诂》引文发现文字有出入者，须再依原书重核，以定正讹。治学作风之严谨，令人感佩。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漫长的18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中年人，如今已成了华发满头的老教授。珞珈山上花开花落，学生走了一茬又一茬，不变的是编辑者对古籍整理和文化事业的执著信念。宗福邦教授深有感慨地说：“学术研究不宜急功近利，我们既然选择这样一项长周期的大型科研项目，就得耐得住清贫和寂寞。”
　　让我们记下这个战斗集体里其他几位编辑者的名字：张世俊、田景奎、任巧珍、李菊英、骆瑞鹤、罗积勇、李步嘉、于亭、李秀巍。他们是一批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欣逢盛世修大典
　　得益于良好学术环境的创建和全社会多方面的大力支持
　　中文系一些老教授是《故训汇纂》成书过程的见证人。他们对记者说，没有改革开放稳定的环境，没有国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这部书就很难顺利出版。
　　国学大师黄侃早在70年前就有对《经籍籑诂》进行补充和修正的愿望，但终未如愿。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对抢救中华民族古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在全国26所高校成立了直属于教育部的古籍所，武汉大学古籍所是其中之一。对《故训汇纂》的编纂工作，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自始至终给予了热情支持。古委会把这个大项目列入教育部“七五规划”，拨专款3万元。这在当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其后古委会又两次追加经费，共拨款13万元。1995年，顺利实施中的《故训汇纂》获古委会颁发的“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优秀奖”。古籍整理项目在尚未杀青时就获奖，这也是不多见的。
　　大的古籍整理项目投入大，周期长，产出慢。18年间，商务印书馆虽总编换任，责编易人，但出版此书热情不减。由于该书所用字库4万多字，要求较高，商务印书馆领导专程到湖北解决排版和校对问题。前年，商务印书馆出资80万元一次性买断该书版权。
　　武汉大学也力所能及地给编辑者以关心。比如在职称评定上，单独为古籍所下达指标，不与一般的职称评定混在一起。后来还制定了一些特殊标准，为编辑们提供其它的方便。在不久前的《故训汇纂》表彰会上，学校奖励古籍所5万元。学校还将于年底拨款20万元，用于古籍所的建设。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说：“精品、上品，是一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象征，是一个民族文化积累的基石，也是一个时代先进文化的结晶。要出精品、上品，不仅需要高校人文社科教师和研究人员作出艰苦的努力，更要求高校和社会予以切实的支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气氛。”
　　但宗福邦教授并不宽心。他认为现在一些学术评价指标鼓励个人奋斗和个人成果，虽有道理，但并不完全适合大项目。承担大项目和课题的老师在职称评审中常常得不偿失，学术评价体系的改善也是创造良好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今，武汉大学古籍所正在紧锣密鼓地从事《古音汇纂》和《中华大典·音韵分典》的编纂工作。几位中青年老师正在成为这两大项目的骨干，这令几位老教授备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