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理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小品文

这是什么情理
袁先禄
一封检讨信寄到了“人民日报”的编辑部，上面盖着三个单位的公章——建筑工程部第四卫生设备安装工程公司的干部科、监察室和党委组织部。三个公章，意味着有三个单位负责，那末这份检讨应该是认真的、令人满意的了。然而不然。
事情要从1955年7月的一封读者来信说起。在这封来信里，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郑宗立批评了公司里1954年年底职工家庭困难救济工作中的不合理现象：在这次救济工作中，公司的领导人员们争着把救济金塞进了自己的荷包，而真正需要救济的人却被遗忘在一边。当时公司里17个科长以上工作人员中的14个人就拿走了实发救济款的55％以上。群众的正当意见在公司里受到了白眼，那位读者就给报纸编辑部写了一封信。编辑部马上要求替建筑工程部代管这个公司的中南工程管理总局的党委会处理这个问题。在这以后，催办工作继续进行了五个月，到1955年12月才收到这份“检讨”。
编辑部没有把那份“检讨”的内容转告郑宗立。为什么呢？只要把它摆在大家的面前，大家就会明白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下面把郑宗立的意见和这份“检讨”的有关部分（按原文摘录，只把个别不合语法的字句作了修改，“意见”部分则还加了一些联接语气的字句）写成了对话的形式。
意见：救济办法公布了。哪些人才是救济的对象呢？按规定是：“家庭人口过多、缺乏劳动力而无法维持当地最低生活水平”，“父母年迈、弟妹幼小而无力抚养”，或者“家庭遭受天灾人祸而生活困难”的人。但是，制定规定的人并不按照规定办事，救济金甚至还发给了公司里日子过得最阔的周世瑞科长。他拿到40元救济金以后，就新添了一条上好料子的呢子裤子和高等质量的皮鞋。
“检讨”：周同志平时不注意节约，是个缺点。但是这次发的是家庭困难救济金，他家里并不是不困难……。他有时下工地，不在工人食堂吃饭而下馆子；他有呢子衣服和绸子褂子……。但是，能说他就不应该救济吗？如果这样就不应该救济，那末等于说，科长以上的干部都不应该救济！说他用救济款买了一条呢子裤子和一双皮鞋，经我们了解，他的救济款都寄回家去了；他买呢子裤子和皮鞋，并不是用的救济款。
意见：记得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个傻小子接受了娘给的两个小钱去打酒和醋。结果没有打成，因为他弄不清哪一个钱该打酒，哪一个钱该打醋。看来，周科长这件事也不算奇怪。好吧，这且不说，救济办法里还有一条规定：“每人最多救济一百元”。但是，张哲经理没有让规定束住自己的手脚，他公然拿走了120元救济金。
“检讨”：张哲经理确实是拿了120元救济金，但是其中有40元是他的两个要送到托儿所的小孩的被服补助费。
意见：原来是这样！还有，据说，王旭副经理的岳母来到这里。为了祝贺这件“大喜事”，救济金项目下又增加了70元的支出。
“检讨”：王副经理爱人胡玉兰同志的母亲从东北来看姑娘和外孙，往返万里，救济了70元，在情理上不能说不应该。家属来往是个最花钱的事情，这种滋味许多同志都尝过！
意见：“家庭困难”这个词可以作多少各种各样奇怪的解释啊！只是救济办法中规定的解释却被取消了。请往下看看吧：工会的岳维民，一家四口人靠他30多元钱工资过活，不久前家里的房子又被洪水冲垮了；南昌工地的曾耀环，40多元工资要养活七口人；公务员彭小洲每个月只收入20多元，家里有瞎眼的父亲和年迈的母亲……。他们，都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救济。
“检讨”：这些同志都是应该救济的，但是他们本人没有申请，因此都没有得到救济。
意见：但是有些人本人也并没有申请，只是由于“热心人士”的代劳，却也得到了救济金。党委书记李郁刚出差回来，一百元钱就摆在他面前。赵如才主任家里收到了一笔不知来由的钱，奇怪得到处探问。大概由于却之不恭，他们也就没有拒绝。
“检讨”：但是，这些钱也都经过某一负责同志的批准。如果说他们不应救济……，我们感到情理上说不通。
意见：我无法理解这种奇怪的情理。让领导机关对这件事情做出应有的处理吧！
“检讨”：我公司已经作过处理了！党委会讨论、检查了几次。张哲经理代表领导人员在党员、团员和工作人员大会上曾先后作过两次检讨。具体掌握救济工作的人事科长黄敬琪作了书面检讨。领导人员找对救济工作有意见的同志谈了话，承认了这次救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认为这样做就算处理了。
哦，这样的“检讨”就算“处理”了。所谓“检讨”，就是这样左一个“情理”，右一个“情理”。自己的做法，“在情理上不能说不应该”；别人的意见，“情理上说不通”。这是多么奇怪的“情理”啊！无怪郑宗立要感到无法理解了。如果非要用“情理”这两个字为这件事情下个评论不可，那末只能说：这个公司的某些领导人员在发救济金的时候徇了私“情”，而在对待群众批评的时候却一味地强词夺“理”。（附图片）
——理所应得，请吧，请吧！
——情不可却，彼此彼此！
方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