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的南斯拉夫人民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们看到的南斯拉夫人民
王揖　汪溪
一
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在南斯拉夫的25天中，访问了6个共和国中的5个，访问了十几个城市，参观了很多工厂、博物馆和农庄。经历的旅程不下几千公里。
不管走到那里，殷勤好客的主人总是带着一些歉意对我们说：“你们来得迟了一些，如果是在夏天啊，就会见到最好的景色。”其实，冬天对于这个国家并不是很严峻的。有着亚热带气候的游览胜地杜布罗夫尼克城，街道两旁高大繁茂的棕榈树和龙舌兰的枝叶，终年都使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翠绿中，让人心旷神怡。位在高山之中以“山上的眼睛”闻名的优美的布列德湖，在11月的阳光里丝毫不减它那蓝色的妩媚。已经结束了秋收的北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谿谷和平原上，尖形瓦顶的精致农舍间，点缀着藤条累累的葡萄园和成片的果树。冬天并不能夺去南斯拉夫山河的雄姿和秀色。
南斯拉夫美丽富饶的国土，几百年来，遭受过说不尽的异族的践踏。我们曾在马其顿共和国西部的昂里德湖边漫步，有一个关于它的古老故事在南斯拉夫各民族人民中世世代代传述着：湖上的仙女将一把所向无敌的宝剑和一朵魔花送给热望自由和幸福的青年农民马可，使他打败了夺去了他光彩的生活的入侵者——土耳其帝王，救出了心爱的姑娘毕丽雅纳。这个交织着对外来侵略的仇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故事，不是传奇，而是历史的真实。
马可正是在苦难中的人民仰望着的民族英雄的形象。反抗侵略的诗篇载满了各族人民的历史。16世纪60年代，克罗地亚人马蒂亚·古柏领导了反对奥匈王朝统治的规模巨大的农民暴动。暴动失败了，马蒂亚·古柏被暴君戴上了烧得通红的铁帽子，死而不屈。19世纪初叶，塞尔维亚人反抗土耳其占领的起义在卡拉约尔耶领导下坚持了9年。19世纪末叶领导马其顿人起义的英雄盖尔切布的石棺和墓碑，今天还保存在斯科普里一个地下教堂的庭院里供人瞻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人民反抗德意法西斯的斗争尤其艰巨。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告诉我们：战时，平均每8个人里有一个游击队员，每9个人里有一个战争牺牲者。我们遇见的年在30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参加反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而全家都是游击队员的，也屡见不鲜。
二
汽车以不快的速度，行驶在从基里查到萨拉热窝蜿蜒80公里的公路上。这正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心脏地带，反法西斯游击战争的指挥部大部时间是驻在这里的。
在进入萨拉热窝盆地以前，我们到达了伊格曼山脚下。在一个山凹里的两棵大树下，树立着纪念人民游击队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旅”在1942年1月的一次急行军的纪念碑。碑上的红星里镶着斧头和镰刀——“无产阶级旅”的徽号。碑文写道：战士们在零下32度的严寒里，穿着单薄褴褛的服装，越过一座又一座高山，要赶到伊格曼山的那一边去迎击敌人。他们连续行军23小时，在到达目的地以前，沿途有180个战士冻死冻僵了……。这个纪念碑及其周围的布置都十分简朴，但是，正像我们在其它地方看到的很多的这样的纪念碑一样地说明，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是努力保存各种战斗遗迹，并用此来教育第二代。
我们同南斯拉夫同志一起凭吊了离卢布尔雅那不算远的“得拉加合葬墓”。这是在山腰上用一道石墙围绕着的很大的一个公墓。山旁流着清澈的溪水。法西斯把被俘的斯洛文尼亚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和伤病员，顺着石墙排成队，进行野蛮的集体枪杀。几年之内，在这个地点前后被难的爱国志士有8，000人。鲜血染红了流水，但是，斯洛文尼亚人民踏着死者的血迹，一直战斗到底。现在，墓前无数的花圈和花束常年不断地陪伴着烈士的英灵。墓碑上写着：“虽然山河静谧，但被难者在控诉凶手”。有名的雕塑家把死难者临刑前的仇恨、困顿和不屈如生地复现了出来。
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是深入人心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歌颂民族英雄的歌曲、雕塑、绘画，即使在最偏僻的角落里也到处成为南斯拉夫现实主义艺术最动人的主题。人们告诉我们，每逢星期日或假日，各处的烈士纪念碑和纪念馆，总有川流不息的少先队员和中学大学学生，前往参观凭吊。我们看到：在纪念墓碑前，不管是大是小，是有名或无名的英雄之墓，在冬天季节里，常有鲜花环绕着。在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的农村里，还有不少农民至今仍舍不得抛掉十几年前游击队员们戴的红五星小帽。
三
艰苦的生活，顽强的战斗给南斯拉夫留下了最宝贵的财产——经过考验的干部。我们曾问过许多人的生活经历。从共和国执委会主席到公社（基层政权机构）负责人，从工厂厂长到农村合作社的主席，从报纸编辑到社长……几乎每个人的经历，都同游击战争分不开。
在里耶卡港，我们参观了南斯拉夫最大的造船厂——“五三”造船厂。这个工厂的厂长尤利同志，从前就是一个游击战士。尤利今年只有36岁。他是工人家庭的儿子，曾学过机械，也在铁路上工作过。战争一开始，他就参加了游击队。他曾被关在德国集中营里，在逃脱了囚犯生活之后，他又回到游击队里。他告诉我们：“游击队经常在我国西南部的海岛上作战。从那时我就开始和船发生了血肉的关系。”他笑了笑说，“当然，那时候游击队只有木船。1944年，我是游击队的连长，并担任了修理木船的工作。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战后我就被分派到本厂来工作。”
我们也同这个厂的技术工人米尔沙格布罗谈过他的生活经历。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战前，他还是个孩子。因为父亲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使他幼小的心灵早熟了。战争期间，他参加了青年组织做地下工作，不久就被敌人逮捕。一直到战争结束，他才被解放出来。他在其他几个工厂工作过，一面工作，一面进业余学校学习，成了优秀的技术工人。
这些“土生土长”的干部，一般地同群众都有密切的联系。在卢布尔雅那，我们曾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记者协会主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监察委员、共和国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托姆·布列兹同志相处了两天。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他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在卢布尔雅那近郊领导了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市长，厂长，或是普通的职员和旅馆的招待员，见到他都像会到老朋友一样亲热。他指挥他的司机弗兰兹像个司令员在发布命令：“弗兰兹，把收音机打开！”“弗兰兹，速度放得慢一些！”年轻敏捷的弗兰兹一声不响地准确地执行他的吩咐。有一次当汽车突然刹住，他的身子出其不意地向前倾时，他用肥大的手，轻轻地替弗兰兹拂掸掉肩上的灰尘，这时他的动作竟温存得像个母亲。
四
取得了独立自由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是深深知道国家独立的宝贵意义的。南斯拉夫在战后实现了国家独立。我们参观过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城市的百货商店。橱窗和货架上主要的是他们自己的产品。工厂是南斯拉夫人民自己的财产。有一个南斯拉夫记者告诉我们：美国报纸也有一两个记者常驻在南斯拉夫。他们报道些什么呢？“他们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和生活是不感兴趣的。也许只有我们的海滨疗养所和风景区还能引起他们动笔的兴致。”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是自豪的人民。我们从波斯托伊那山洞向卢布尔雅那驶去时，暮色已深。借着汽车的灯光和路上发亮的指路标，可以看出这是一条不坏的公路。伴我们同行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段公路有一部分是意大利占领者修建的。他们把公路一直修到占领区的边缘。骄傲地说：修到此为止吧，其余的让它保留着“巴尔干文明”吧。可是，这位同志说，“战后，我们自己用最好的技术修了这一段。我们毕竟让巴尔干文明赛过了意大利法西斯的文明”。他那略带激动的声调里，荡漾着对敌人的蔑视，对自己人民的创造的自豪。人们热爱祖国，热爱自己民族的一切的心情，是可以强烈地感到的，这里不妨记述一件小事：在多雾的卢布尔雅那，几乎每天午刻以前的街道上对面不见人。但是当地的工作人员是那样地夸称自己的城市，他特意向我们介绍说，“有一个从世界闻名的雾城伦敦来的旅客，本打算只住一天的，但是他被我们的雾迷住了，舍不得走，又多留了一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