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不住的社会主义大门——青年团员刘桂兰带头办“黑社”的故事——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关不住的社会主义大门
——青年团员刘桂兰带头办“黑社”的故事——
本报特约记者　海默
黑龙江省双城县是个工作先进的地方。可是就在这样的地方，我却偶然听到一位区团委书记讲了一个“黑社”的故事。他说：在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传达以前不久，发现了太平区立权村有个女青年刘桂兰领头办了个“黑社”。这个社，直到毛主席的报告传达以后才被正式承认。
他的话使我有不少疑问。我不能相信这完全是县委的责任，毛主席的报告中提到的双城县希勤村的经验就是县委的工作的最好鉴定。更使我奇怪的是：领导办“黑社”的是一个18岁的姑娘。她是什么样子呢？也许这个传闻本身就有些夸张吧？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约了青年团县委书记秦德同志一起去访问这件事。
我们乘坐的运输汽车没有棚子，又遇上寒流，到达立权村的时候，我们几乎冻成了冰棍。刘桂兰和他们的合作社是在离此地二、三里路的小自然村林家窝铺屯内。村团支部书记兼妇女主任王德琴把刘桂兰和社主任刘景祥请来了。
凡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姑娘的人决不会相信她就是领头办“黑社”的。她人很结实，两腮经常泛着红润，在人群中，简直听不见她说话，她总低垂着头，两眼看着自己的衣扣。由于她这种性格，我们只好决定到林家窝铺去，以便通过群众了解她领头办社的经过。谁知，第二天一清早刘桂兰就跑来，原来他们社的群众听说我们来了，自动地套车来接我们。我们一到林家窝铺，群众就把我们团团围住，男女老少争抢着向我们倾吐这一年来的压抑心情。群众对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采用了个惊心动魄的称呼：“社会主义大风暴来了，这下子我们可真正翻身了。”
林家窝铺是个小屯。这儿本来是个可以大大发展生产的地方，可是由于没有党、团组织，只有村长张宗林一人是党员，所以这儿长期被看成是落后屯。在1949年，村委员刘景祥领头和刘景春、刘景志、胡业功三户，组成了个插犋组，共有四匹马。这个组里除胡业功是雇农外，其他三户都是贫农。1950年，发展到16户，到了秋后，因为先?后铲的矛盾解决不了，他们就和和气气地散了。到1953年区里又让搞互助组，这次坚持了一年，到1954年春，增加到20户，17匹马。这年铲地结束，宣传总路线时期，上级来挑选建社对象，这个组和村长张宗林的组就成了对象。区里那时号召：“加紧干哪，闹好了一块建社。”这个组人心齐，干得猛，粮堆很快就超过了张宗林组。群众都说：“若是两个组挑一个建社，准挑刘景祥组。”可是上级对建社的控制数字限制得很紧，又没来这里深入了解情况，就决定只能有一个组建社。村长张宗林是党员，上级认为他们组有领导骨干，建社就被批准了。刘景祥组没有被批准。
这突然的事件对刘景祥组的人是个很大的打击。群众不服气，还是坚持要办社。刘景祥去问村长：“我们那点不如你们组呢？“村长说：“你们没有硬骨头啊！”没有硬骨头就是指的没有党员。刘景祥回来向群众一讲，群众都急了：“没有硬骨头，咱们用肉堆还不行吗？“建社没被批准，给他们带来了很大困难。因为他们车马早已集中，农具也作了价，要是拆散为组，首先粪就没法分。加上张宗林社里已举行了建社仪式，群众吵嚷起来：“上级不批准，咱们办黑社还不行吗？”
刘景春的女儿刘桂兰，这时候正从高小毕业，参加了农业生产。对建社的事十分关心。她看到群众焦急，就忙去找王德琴。王德琴也想不出好办法。她们一齐去找党支部书记金德喜，金德喜说：“上级既没批准，你们最好不建社。”刘桂兰说：“我们一定要建，人家都走到社会主义了，我们能揪社会主义尾巴吗？我们别的不怕，愁的是不知道怎么建。”金德喜寻思：群众既有这种要求也不好硬压，他一面准备向上级请示，一面对她们说：“你们村长那个组不是成立社了吗？你们可以去听听。”刘桂兰说：“他们开会也不叫咱们去呀！”她当时想的是在建社前曾因为张宗林社里的人抢公有地堆粪，两个社有了矛盾。而且张宗林的作风很不好，所以她们知道去听是不行的，因此就决定去偷听。她回来和群众一商量，群众也很同意，大家都准备：“他们社怎么办，我们也照着怎样办。”
刘桂兰和另一个高小毕业生刘洪卿、复员军人、青年团员周全等一商量就一起去偷听会了。
第一次去的时候，村长张宗林社里的人在屋里开会，她们在屋外听，刚听到村长说：“要树立合作社的旗帜，以社带组，……”屋里出来一个人，她们就跑了回来。这时候，刘景祥社的群众都齐聚在一处等消息，刘桂兰只好把听到的片断讲了一遍。刘景祥一听发了慌：“学习这个玩艺，可马虎不得，要是再听出了偏差怎么办？”刘桂兰说：“不要紧，以后他们一开会咱们就去，咱们用本子记上，他们不是说以社带组吗？”
第二次偷听会的时候，赶上区长来宣传总路线。没等听完，屋里又出来人了，刘桂兰又吓跑了。回来一看，自己社的群众比张宗林社里的人到得还齐，但是自己却没记全。没办法，一想是讲的总路线，这在学校里也学过，就照着政治课本上写的向大家讲了一遍。
一讲总路线，大家的劲头更大了，办社的心更坚决了，他们一致表示：“不批准咱们办社，咱们就偷着办。”而且约好：“谁也不准向外暴露，有人问，就说还是办组。”
张宗林社的第三次会是讨论投资问题。刘桂兰她们去偷听的时候，站在外面，刘桂兰用本子记，刘洪卿打手电，周全到窗下听，听一点告诉刘桂兰记一点。还找了少先队大队长钱凤林在门口放哨。他们约好：如果有人问，男孩子就说是掏家雀的，女孩子就说是来串门子的。这已经是严冬，钢笔水结了冰，刘桂兰只好不住地哈着热气写，写到后来，手也冻得麻木了。这次仍没听完屋里就出来人了。出来的人问：“你们干啥呢？”青年们心里一慌，准备好的话也来不及回答，又吓跑了。刘桂兰把刚攒下6元钱买的钢笔也丢了。
投资是办社的一件大事，刘桂兰没听明白，回来后只说：“得投资，一个劳力投1石4斗，钱多多投，钱少少投。”这一来群众就乱嚷嚷了，有些富裕户就不干了。有人说：“办社这可太困难了，咱们又不明白，整不好啊！”刘桂兰十分着急，忙向大家说：“听说明天村委员会要研究这个事，二叔是委员，你去听听，回来再说还不行吗？”群众这才静了下来。
第二天，刘景祥到了会场上就躲到一个墙角里“睡着”了。别人问他，他说：“反正我们也不办社。”刘景祥为人老实厚道，别人骂他，他也不回一句嘴，可是心里却有数，会议完了后，他就跑回来向大家讲：“行啦，这回都听明白啦！”原来他是装睡的。他把听到的一切全传达给群众，立刻打通了群众的思想。
他们的社因为是“黑社”，不敢明着开会，他们的会大多是躲在村东头荒甸子前刘桂兰家里开的。每天晚上，人挤满了一屋子，为了怕暴露目标，大家把窗子也挡上了，免得透出亮来，外面还放了打更的，而且总是前半夜装着闲聊天，后半夜才正式讨论建社问题。人们热情越来越高，张宗林社讨论过一桩事，他们就照着实行一桩，张宗林社里行不通的，例如小包工，到了这个社，大家因为蹩着一口气，一心想把社办好都能让三分，就先实行了。他们又选出了社里的主任、副主任，一切都照着社的章程办。群众的反映是：“毛主席把社会主义大门给我们打开了，不让进我们也得挤进去。”
这时候，附近的胜有村也成立了一个“黑社”，不幸被区委发现了，请示县，县里指示坚决要拆散。区委派了人，费了很大劲才拆散了。刘景祥社知道这个消息后，行动更加秘密，大家定下了纪律：谁要是向外透露了消息，立即开除出社。
不管他们的嘴多严，人们也听到了风声，屯子里已经在纷纷议论：咱村一个红社，一个黑社，黑社比红社干得还欢，人心还齐呢。刘桂兰去找村党支部书记汇报了情况。村党支部书记去找区委书记商量，区委书记已经深深懂得了硬将群众建好的社拆散是不应该的，但是上级的决定又不能不执行，就只好含糊地说：“最好是搞组，明年春天再建社。”村党支部书记想：“党的方向就是搞互助合作，群众既然搞起来了，最好别垮了。”他见区委书记说话不是那样坚决，回来后就热情地支持刘桂兰，经常帮助她解决些困难。
社的架子虽然搭好了，可是听说要有会计，他们是个“黑社”，没法派人去受训。刘桂兰想来想去没办法，就到张宗林社的会计那儿去偷着学习。张宗林社的会计是孙玉芳的父亲。孙玉芳是刘桂兰的小学同学、好朋友。刘桂兰每天就借着找孙玉芳为名，偷看孙玉芳父亲怎样记账。她费了很多天功夫，暗暗记下了账簿格式，有不懂的仔细琢磨才弄懂。她把记账方法学会了，回来又教给本社的会计，同时又派人买了一些大的笔记本，一个个照着簿记形式打上格子，做好了各种账簿。后来，他们又发现张宗林社每人都有一个“劳动手册”，记每人的劳动工分，这是由县里统一发给的，“黑社”自然领不到，他们只好买回小本，刘桂兰领着青年们照手册格式，画了五、六天才画完。
就这样，这个社一天一天搞起来了。但是困难还很多，参加社的人多半是贫困户，家家都缺吃粮。春天到了，播种开始了，社中的劳力不够，刘桂兰用尽一切心思，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从春到秋，妇女们打了二十多垧楂子，踩了二十多垧格子，薅地二十多垧，放秋垅十来垧，又打了11天腻虫，打草六千多斤，稍带还割了靰鞡草；社里没料喂马了，她又组织10个妇女撸草籽一石多。到秋天又组织9个妇女割了18垧玉米。秋收完，刘桂兰又响应政府号召，组织了10名青年突击队员，每人拣三斗多粮食。
在1955年夏锄，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十分巩固了，他们没有人指导，但是他们会照着共产党指点的路走。他们虽然是在暗中摸索着办的社，但检查一下他们的一切作法都是正确的，没有偏差，比张宗林社办得还好。工作很正规，劳动组织合理，账目一清二白。他们总共有74垧地，其中31垧洼地全部遭了水灾，水有一尺多深，水退后，小苗都红了，这样每垧地还打了3石5斗，比一般互助组多打一石多。还有十五垧多谷子也遭了旱灾，每垧地打5石2斗，此外有两垧遭了腻虫的高粱每垧也打了八石多，超过了张宗林社的高产地。
直等到毛主席的报告传达下来以后，“黑社”才出了头。在1955年11月29日上级正式批准了他们的社。过去，他们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受尽了各种保守力量的压制，连县里粮食管理所的人作“三定”工作的时候，因为他们是“黑社”，没法决定应按普通户还是按合作社定购、销数字，也提出：“非得把他们拆散了才行。”如今他们就像压弯了的树枝伸直了腰。过去，他们每天担心怕被拆散，尤其在1955年春天，传来谣言：“三年不建社了。”群众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这点社会主义成绩被批评他们“冒进”的人夺了去。现在，大家的心放下了，他们感到社会主义的大门敞开着。
现在，我的疑问解决了，即使在先进地区出现这样的事情也并不足为怪。这也不单是区委或县委的责任，首先蹲在上层机关发出“坚决收缩”命令的人就没看见群众的真正要求，没看见贫雇农是从自己的经历中选定了坚决要走党中央所指出的道路的；这也不是刘桂兰这样个年青姑娘有特殊本领，她只是因为生长在群众中，看见了群众的要求，并且支持了群众。刘桂兰只是社里的管理委员，可是群众把她排在社员名单中的第一名，名单上写着“团员刘桂兰”，下面才是社主任，副主任……。按说，这也是奇怪的现象。可是仔细想想，就在这个团员身上却体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思想，因此，她得到群众的爱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