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提出——纪念《新史学》 超越《新史学》 [复制链接]

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

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提出——
纪念《新史学》 超越《新史学》
　　□刘焕性
　　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联合在北京召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史学、哲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社会科学入史的意义和限度。梁启超曾在《新史学》中提出创立以近代西方史学为蓝本的新史学，而近代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日益社会科学化。在我国，社会科学入史极大地改变了史学本身，开启了史学的新时代。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也带来不少问题。多数与会者认为，社会科学入史，需要保持一个限度。有学者认为，史学必须区别于寻求一般法则的科学，应当有一个跟哲学社会科学不同的场域。还有学者提出，史学研究需要认识常识、直观和感悟对它的意义与作用。
　　史学的边界和主体性。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人类学田野调查开始进入并借助于历史文献，文学研究与新名词研究开始介入思想史，法律研究开始与文化史相结合，史学面临被“蚕食”的境况，如何划定史学的边界开始成为一个问题。与会者希望建立起有层次的，既能包容又能驾驭叙述、常识和感悟的理论框架，借此来明确史学的边界。有学者认为，史学主体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历史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使史学对人类文明进步能作出独特贡献。
　　历史书写过程中的“加法”和“减法”。学者们强调，我们无法作全能的历史，史学应注意发现和研究一些常被遗忘的角落，同时要处理好历史书写过程中的个体叙事和群体叙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历史书写中的整体史叙事是难以做到的，历史书写要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历史知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学者认为，目前尚不存在能够表述各种“地方性知识”的“普遍性知识”，因此，历史知识还都是“地方性知识”。与此稍异，有学者提出“普遍性”和“地方性”不过是史家审视同一历史整体的不同视角，“地方性知识”不一定就只存在于“地方”。有学者注意到，“普遍性知识”超越于“地方性知识”的状况，大大削弱了我们对真实生活的认识程度，“地方感”的角度或方法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