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于天地间 [复制链接]

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随笔

　　求索于天地间
　　□柏泉
　　人生天地之间，既爱拥抱大地，又常向往天空，人生就是这样一种在天和地之间的上下求索。个人的经验是如此，人类思想发展的历程也是这样。
　　按照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的说法，西方思想的发展经历过“人类自恋”的三次“内在冲动”，这三次“自恋”都是人类想奔向精神性的“上天”的冲动：第一次是从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家在具体事物中寻找事物的根源转向在“心灵世界”即“理念”中找根源，这是想离开物质性的“大地”飞向精神性的“上天”的第一步；第二次是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明确建立了以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为最高原则的哲学；第三次是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更是强调了精神性的“上天”的地位和作用。但伴随着这三次奔向“上天”运动的还有另一种与之相反的运动：首先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打破了以地球、以人为中心的旧观点；后来是达尔文关于人类进化于动物的理论；再往后是弗洛伊德关于自我意识来源于无意识的精神分析说。这三种理论是对上述“人类自恋”的三次打击，也是人类思想从精神性的“上天”降到物质性的“大地”的运动。西方现当代思想的主流认为，离开了“大地”的空气，幻想在“上天”的真空中飞翔的“柏拉图式的鸽子”和一味在柏拉图的“地洞”里爬行的虫子，都是不可取的。所以西方现当代思想家大多致力于“天”与“地”、精神与物质的结合，想在“天”与“地”之间乘着气流自由飞翔。
　　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有“上天”与“下地”两种相反的运动过程，但在内涵与步伐上和西方不一样。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奉上天为至尊：天命、天道、天理、天子、天伦、天听、天工、天禀等等，皆“天之所予”。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之一，是把许多本来是人为的东西都说成是天所固有的：三纲五常本是人为，却被说成“受命于天”，是“天理”；封建帝王被说成是天之子。显然，中国人所尊的“天”，与西方所谓的“人的精神性”的含义有所区别。但无论如何，中国人尊天的思想毕竟也是提升精神的一种方式，人们在这种提升中得到了向往“上天”的精神满足。
　　明清之际的王船山、戴震等人反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鸦片战争以后的谭嗣同、章炳麟等先进的思想家攻击“天命”、“天理”、“天子”，直接向“天”挑战。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上返回“大地”的运动的表现，其内涵是对人的物质利益的肯定和强调。
　　但是，当一部分人返回到“人欲”这块“大地”之后，就失去了飞离“大地”、奔向“上天”的意识和意愿，以至于沉迷在物欲的“大地”上，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我们又需要在肯定对合理物质利益的追求的同时，提倡人们去向往“上天”，向往一个高尚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对过分热衷于物欲的人来说会有“高处不胜寒”之感，但高寒之处也许会使我们的头脑更加清醒，会使我们有机会品味人奔向“上天”的境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营造这个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