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人类的共处之途 [复制链接]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视点

　　文明对话——人类的共处之途
黄晴
　　文明对话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话题。联合国曾根据伊朗总统哈塔米的提议，确定2001年为“不同文明对话年”。在去年对伊朗短暂的访问中，看到当地报纸上整版篇幅的有关文明对话的讨论。
　　文明对话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文明冲突论”的反应。众所周知，“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但他并非文明冲突的倡导者。他只是指出和分析了这一现象，并对之持一种悲观态度。他毕竟是学者而不是煽动家。亨廷顿的某些观点还是有积极的一面，例如，他认为西方文明应了解自身的局限性，不应把自己放在中心位置去试图领导一切，改造一切。
　　在人类的历史上，文明冲突的现象一直存在，或者说，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常常披着文明的精神外衣发生冲突。但另一方面，文明更是融合的。甚至可以说，冲突具有短暂性，而融合具有留存性和长远性。在许多情况下，冲突本身也成为融合的工具。
　　世界上没有纯之又纯的文明，因为人类总是不可避免要交流和往来，在现代条件下更是如此。例如，“西方文明”是希腊和叙利亚两个轴心期文明融合的产物，而希腊和叙利亚文明又是埃及、巴比伦、克里特、古伊朗、赫梯等文明融合的产物。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历史上受到佛教文化和西域文明的相当影响，近代也接受了相当多的西方文明成果。日本等东亚国家历史上接受了不少中国文明的成果，对中国文化也有不少反馈。不少中国的现代词汇，如“干部”、“派出所”，就是从日本拿来的。
　　亨廷顿在其著作中译本序言中说：“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我以为，这种清醒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中国文明有一种“有容乃大”的包容性以及“和而不同”的兼容性。其二，中国文明从长远看具有对外部文明的汲取力和学习力，并善于将外部文明本土化。中国文明延续数千年而未中断，同这两种特质有相当关系。中国的近代史则说明，封闭是文明丧失生机的癌症。
　　去年底，曾访问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古城中体味到三大宗教比邻而居，各展特色的场面。以色列是当今世界出现文化紧张的最大热点之一，但在这里，不同宗教文明共存的历史更为悠久。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经典中，可以看到割不断的渊源。本是同根生，不应相煎急。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之一。在伊朗，当地学者提出，文明对话不仅是在国际关系中相互理解的方式，不仅是各国人民确保持久友谊的方式，也是各种文明自身延续和发展的前提。从文明对话中获取的理性和良知将有助于加强当前国际关系的稳定性。这是很到位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