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光明的道路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找到了光明的道路
公私合营上海机器厂厂长　颜耀秋
1930年和几个朋友集资办了上海机器厂。我当时生产的4马力柴油机，配合6吋口径离心水泵，每天能灌溉30—50亩田地，照理能够适合农村的需要。但是由于农民受地主的严重压迫，由于开厂以后第二年又适逢江南、江北大旱，农村根本没钱买机器；开厂第三年又遭遇到“一·二八”事变，工厂便被迫停工。其后4年，惨澹经营，元气稍告恢复，但是日寇侵占了上海，工厂被迫迁到重庆，借钱造成了厂房。落成不久，最好的一个工场又被敌机炸毁。
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动政府感到海口通了，美国帝国主义物资可以源源运来，就下令废止同我们订立的定货合同。工厂是靠生产来维持的，废止订货合同，就等于强逼关厂。各厂负责人集合向当时的反动政府战时生产局要求履行合约，又向伪行政院院长官僚资本头子宋子文请愿，结果反被他侮辱了一顿。反动政府就是以这样欺诈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民族工业者。结果弄得所有迁入内地的工厂只好廉售机器和原料来遣散职工回乡，我所经营的企业几乎崩溃。
我只身回到上海以后，谁知留在上海的机器和原料早被日寇掠夺一空，厂房已经变为栈房，并且被反动政府接管查封。我费尽心机，利用我们内迁支持抗日战争的名义，联合了22个内迁工厂的负责人，分头向反动政府请求，允许优惠承购敌伪工厂，并且不惜利用当时所谓“有力人士”和“流氓头子”去说项。结果总算给我们钻到伪币贬值的空子，分四期付款，把敌伪工厂买下来。这时，又遭到官僚资本和美国帝国主义剩余物资大量倾销的压迫，加上通货膨胀，弄得天天靠借债度日，走投无路。我曾想仰仗几个较大的厂把工厂维持下来。这几个较大的资本家则利用我处境的困难和好名的弱点，确定我担任总经理，专门对外，并且给我较高的月薪；厂内生产由他们负责。但是，他们接收了工厂以后，就赖账了。新经理下厂时带了6个亲信，佩带手枪，售去厂内生铁60吨，遣散全部职工，我也失了业。
解放以后，这些大资本家一看情况不对，才把工厂还给我。在职工同志们的支持下，1949年9月16日工厂正式复工，并且蒙人民政府给予大量定货和各种扶植，企业元气逐渐恢复。但是，我仍用老一套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以致业务虽忙，企业仍是每年亏损，资金周转仍有困难。在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早日得到公私合营，依赖政府来替我克服困难。其实，我对于公私合营仍有许多顾虑。后来，听了党的负责人和政府首长的报告，阅读了有关文件，才逐步认识企业中必须有社会主义成分在内，才能提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认识到只有进一步接受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加上职工同志们的推动和督促，并且征得股东的同意，我在1953年11月正式申请企业公私合营。1954年元旦正式实行公私合营。合营以后，在公股代表领导之下，改革了各项制度，职工生产热情不断提高，职工人数也大大增加。回想当年我厂初开办的时候，打着“实业救国、改进农村生产”的牌子，所生产的水泵，每部每天只能灌溉30—50亩田，而且农村无钱购买。今天我厂出产的柴油机已经做到150马力，水泵口径已经做到50多吋。公私合营前20多年没发过股息红利，公私合营后的第一年，股东就分到了利息。如果不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哪有今天的成果；不是职工同志们的支持、督促和努力，哪有今天的成绩！
现在，全市工商业都已经实行了公私合营。这只是我们掌握自己命运的开端。要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进一步自我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有决心和信心为达到这一点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