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终身无我私——我记忆中的阳翰老 [复制链接]

第16版(周末文艺)
专栏：岁月留痕

　　难得终身无我私
　　——我记忆中的阳翰老
　　周巍峙
　　我第一次见到阳翰笙同志是在1949年3月下旬，那时我和陈荒煤同志在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工作。3月23日，我与荒煤同志一起去天津市塘沽港，迎接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从香港而来，经过天津到北京去的文化界名人。这当中有冯乃超、于伶、盛家伦等同志，阳翰笙同志是领队，高个子、浓眉毛，衣着简朴整洁，待人亲切温和，容易接近，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他们的到来，使我们这些从国统区出来在解放区工作十一二年的文艺工作者兴奋不已。
　　在欢迎会上，翰老说，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将他们和解放区分隔开来，今天他们终于来到了解放区，回到了人民自己的天下，非常兴奋。他们是抱着向解放区同志学习的心情来的，他决心经过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发挥所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还讲了在国统区进行文化斗争的一些情况和经验，乃超、于伶也就自己工作做了发言。他们的讲话，使我们这些长期被国民党封锁、隔绝的解放区同志，深刻了解到国统区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受到很多教益。阳翰笙同志作为周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是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之一，他在推动和组织国统区进步文化工作者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成绩，但他讲话时，态度谦虚，没有丝毫炫耀自己的口气，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现在还保存着记录翰老三人当时讲话的笔记本，现在也成了“革命文物”了。
　　20世纪30年代上海革命文艺的大发展，
　　坚决抵制和粉碎了国民党统治者的“文化围剿”，为唤起人民大众，配合党的革命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当时只是一个“文艺青年”，在左翼文艺的旗帜下做了一些音乐方面的工作，对阳翰笙同志了解不深。一直到1944年，我回延安后，谈起左翼文艺运动情况才对阳翰笙同志有所了解。但实际上我在1938年冬，就了解到他创作的话剧《塞上风云》了。这是由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导演凌子风同志向我介绍的，他称赞这个剧本，本来还想把它拍摄成电影，因工作变动，他去了敌后根据地，没有实现这个愿望。而在1942年我们西战团就上演翰老的作品了，当时，我任中央直属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在晋察冀边区敌后根据地工作，那年举行边区第三届艺术节，我们找到了阳翰笙的新作《李秀成之死》，真是雪中遇炭，视若珍宝。我们西战团立即投入排练，演出后很受干部群众的欢迎。此后，我又接触到翰老的其他作品，知道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926年就在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任中共总支书记和政治教官，兼任政治部秘书。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1月受党的指派赴上海参加创造社，参与创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先后任左联和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文委书记。同时发表大量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在1943年以后陆续创作许多电影剧本，如《八百壮士》、《万家灯火》和《三毛流浪记》等等，组织了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并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委员会主任。他是一位多产的文艺家，他的小说、戏剧、电影都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对当时寻求革命的青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我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因此，可以说我和翰老的认识从那时就开始了，那是一种真正的神交。
　　1949年，翰老到北京后出任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那时，我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在工作上和他直接联系较少，但也有两件重要工作是在他直接布置和领导下进行的。一是1955年他作为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负责人，找我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我负责接待印度文化代表团的工作。为此，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帮助我组成了能力较强的接待班子，并经常关心和指导我们的工作，使我们能很好地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另一次是1960年举行第三届全国文代会前，他又亲自找我，要我去舞协参加筹备工作，他说：“舞蹈离不开音乐，你作为一个音乐家到舞协协助欧阳予倩和舞蹈界领导人与专家们一起筹备舞代会，成立中国舞蹈家协会的工作是很合适的。”从这些工作接触中，我深切感到他在安排工作时，想得十分周到，道理也讲得清楚，很有说服性。这不仅说明他思想原则强，而且有很高明的组织才能。
　　翰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无私无畏、具有高度革命责任感的崇高品质以及他深入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他是我国文艺界的老领导，作风平和，待人真诚，严己宽人，善于团结同志。长期以来，他和文艺界朋友始终紧密相联，结下深厚友谊。解放前，他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开展国统区的戏剧、电影运动。那时领导运动不是靠上下级关系，也不是靠行政命令，只能靠搞好群众关系，交好朋友。在国统区风雨如磐的日子里，翰笙同志和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电影界的朋友们同风雨，共患难，从创作、演出到生活，无一不给予亲切的关怀。人人都称呼他阳大哥，大事、小事、家事、国事都找阳大哥。翰笙同志成为许多文艺工作者的知心朋友，成为文艺界所信赖和爱戴的领路人。
　　翰老与文艺界息息相通，对他们怀着深厚的关爱。因此，每当政治运动中文艺界首当其冲遭到灾难时，翰老，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以他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不顾个人得失，不顾批评他严重右倾的“通报”，顶住“左”的压力，想方设法地，尽其可能地保护一些人少受伤害。翰老以革命利益为最高利益，无私无我，襟怀坦白。无论在怎样复杂的环境下，他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使受到来自“左”的压力和身陷逆境，他都自觉地坚持贯彻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十年动乱后，他不顾自己的健康，四处奔走，撰写文章和澄清事实的证明材料，为受到冤屈的艺术家平反昭雪。新凤霞这样说：“翰老保护了多少人，团结了多少人，他体谅了多少人的心呀！”翰老还出版了回忆录《风雨五十年》，为艺术家们立言正名，为中国现代文艺发展树碑。
　　翰老革命路上70年，风雨兼程，鞠躬尽瘁。他回忆一生曾这样写道：“几度生死几安危，赢得今朝半身残，曙光在前驱暗夜，决把残生当新生。”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明天等待他的永远是一个新的生命。学习翰老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团结奋进，去创造中国的未来，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我想，这或许是对翰老最好的纪念。（附图片）
　　（左上图为阳翰笙1981年出访日本时的留影。左下图是阳翰老遗墨《冬夜抒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