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兼治反腐败 [复制链接]

第6版(两会纵横)
专栏：热点话题

　　标本兼治反腐败
　　本报记者 夏长勇 姜洁
　　“两会”期间，反腐倡廉问题引起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近日，代表和委员们就“如何认识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从严治理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如何进一步推进源头治理”等问题畅所欲言，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腐败绝不是“越反越多”；对查处案件的数量要作科学分析
　　关于反腐败，有两个现象引起人们的思考：一方面，党中央一直将反腐败置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查处力度一年比一年大；另一方面，在严厉的打击面前，撞向“枪口”的腐败分子却接连不断。于是有人发问：“腐败是否越反越多？”
　　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都对这一说法持否定态度。全国人大代表、法学家王利明教授说，近几年来的发案率、顶风违纪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表明反腐败取得了成效，绝不是“越反越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杨贤足认为，如果在一定时期内腐败分子总数不变，那么查处得越多，隐匿得就越少，查处数与隐匿数成反比。从这个角度讲，查处力度加大是反腐败奏效的重要表现，不应有“越反越多”的疑问。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淮北市市长李忠金认为，对待反腐败，必须有理性的态度。比如，腐败问题是个国际性的问题，哪个国家都有，绝不能将中国的腐败问题看作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另外，有些人一谈到成克杰之类的腐败分子被查处，就说“连高官也腐败了”，谈到韩国前总统全斗焕等的腐败问题，却说成是“体现了法治精神”，这种看待腐败的“双重标准”要不得。
　　要查处大案要案，也要治理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指出，要“着力解决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加强综合治理，从改革入手深化纠风工作这一观点得到了代表、委员的赞同，几位代表谈得最多的有3个问题：中小学乱收费。近5年来，有4600余人受到查处，乱收费金额也由1995年的8亿余元降到2002年的4.26亿元。但由于造成乱收费的社会原因复杂、治理力度不够，其势头仍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代表们认为，有效治理教育乱收费，当前要紧紧抓住两大重点：一是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中小学校坚决落实“一费制”；二是在大中城市公办高中严格执行招收择校生“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的政策，并实行三种制度：义务教育阶段收费听证制、校务公开制和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杨贤足委员说，群众看病难，原因一是药价过高；二是少数医院风气不正，医疗服务中索要和收受“红包”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地存在。今后，国家应该继续查处药品和医疗器材购销中收受回扣的现象。
　　再一个是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李忠金代表认为，治理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抓落实。当前要特别防止一些部门改变手段，“搭车”收费。要全面实行农村订阅报刊费用“限额制”，涉农税收、价格和收费公示制，涉农负担案件责任追究制，使农民税费负担逐步减轻。
　　反腐败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最为关键的是加强制度建设
　　反腐败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首要的是创新体制机制制度。王利明代表认为，目前我们的体制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通过体制创新，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是减少反腐败成本，使反腐败工作更加主动、更有成效的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
　　没有科学完善的权力运行机制，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就是一句空话，腐败和决策失误就在所难免。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李忠金代表认为，政府反腐败重点之一是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大幅度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规范审批行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杨贤足委员认为，建立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防治腐败中意义特别重大。目前，中国联通正处于通信建设高峰期，每年投资规模高达500亿元，公司重点加强了通信建设项目审批、工程招投标、合同审查等工作，明确办事原则、程序、形式、权限和法律责任，基本建立了合理有序、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针对加强对权力的相互制衡和监督问题，王利明代表指出，首先要对权力进行科学的分工；其次应完善各项监督制度，特别是要加强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建立和完善人大听证、质询等制度。他认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应形成一个有机的社会网络，不仅需要依靠纪检监察部门，更需要依靠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