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反战的政治文化 [复制链接]

第9版(国际)
专栏：国际随笔

　　欧洲反战的政治文化
　　郑园园
　　法国总统希拉克日前亮出反战底牌，表示不惜使用否决权阻止对伊动武后，国外有媒体将这个举动同1966年戴高乐毅然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相比，认为希拉克摆出了戴高乐式的反美姿态，回应了历史的呼唤。
　　希拉克何以成为反战派旗手？法国何以成为主和派的中坚力量？舆论偏重从经济、内政、战略等利益的角度分析。从经济方面看，认为法国在伊拉克有巨大的石油利益，伊拉克积欠法国七八十亿美元的债务，法国有百多家企业在伊拉克投资，法国向中东国家出售军火的获利也十分可观；从内政方面看，法国600万移民多数来自伊斯兰国家，法国若站在主战派一边，势必引起内政上的麻烦，导致国内局势动荡。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此之谓也；从战略利益方面看，法国欲通过高举反战大旗重振雄风。“欧洲雄心”是它永难释怀的“光荣与梦想”；阻止美国独大独霸，进而为法国及欧盟在21世纪世界大棋局中争得应有的位置，则是法国想要承担的国际责任。
　　以上分析都很在理。然而，观察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反战立场，分析欧洲主和派的思想脉络，我们还不能忽视欧洲政治文化这个大背景，这是另一种利益考量。战后在欧洲大地上发育成长的妥协精神、和平主义、合作主义可以认为是欧洲政治文化的特征。而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催生这种政治文化的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具有超国家性质的欧洲大一统，要求成员国在合作领域让与部分主权，国家权力与欧盟权力始终是一对矛盾。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各民族国家，割舍主权，势必带来剜心般的痛苦。从关税同盟起步，进而发展到外交、军事、司法、货币等领域，一体化每推进一步，主权就得让出一点。其间经历的曲折，恐怕几本大书也难以写尽。上个世纪60年代，由农业补贴政策引发的“空椅子危机”；90年代因批准《马约》引发的大辩论和公民投票，都是例证。我们对欧盟内部的争吵已经习以为常，争吵才开始，我们就能预知结果，那就是妥协。的确，一体化进程培育出一种具有欧洲特色的政治文化——妥协文化和合作主义。遇事磋商，定期会晤已经制度化；兼顾各方利益，协调矛盾，已经成为共识。于是，我们常常看到了首脑会议上这样的一幕：快要闹崩的时候，首脑们通宵达旦地开会，你让一点，我退半步，就有了柳暗花明，就有了握手言和。欧盟成立至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但见妥协精神、合作主义蓬勃发展，它成为谈判桌上的“天条”，也成为一种新的欧洲精神。
　　早在1979年，当时的法国总理巴尔就看到这个良好的趋势。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欧共体经验中最积极的方面是，我们这些国家学会了在一起生活。”他还说：“从成员国的部长，到农场主、企业家，开始一起谈话，设法解决他们的危机，这就是欧共体经受了危机而始终没有受到损害的根本原因。”半个世纪来，不仅法德这两个“世仇”国家实现了谅解与合作，而且成员国之间小小的武装冲突也没有发生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妥协文化是一种和平与合作的精神。
　　而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的美国，其发展路向与欧洲很不相同。欧洲的政治文化要求它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多边主义，倡导多极格局，而独强超霸的地位，使美国的帝国心态膨胀，美国利益至上，国家安全利益至上导致它采取单边主义和非黑即白的简单主义。近些年，在战略防御导弹问题、执行京都议定书等问题上，美欧矛盾激化。“邪恶轴心”论、“先发制人”战略出台后，欧洲哗然，口诛笔伐。在美国看来，欧洲真是碍手碍脚了。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脱口而出的“老欧洲”表明，昔日帮助美国“打天下”的老盟友不再重要。美欧这对同根同源，有着相同价值观的亲兄弟，由于发展路向不一样，或许走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分岔口上。所以，当美国在海湾布兵，扬言没有安理会授权也可对伊动武时，欧洲愤怒了。不仅在法国和德国，而且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反战示威浪潮汹涌。面对良知与道义的呼声，任何一位决策者都得三思。君不见，英伦三岛，布莱尔遭遇内阁危机；海峡对面，希拉克人气高涨。
　　这是决策者面临的又一种利害权衡——谁也不能拂逆民意，谁也不能背离他身处的政治生态环境，不能跳出他浸淫其间的政治文化。伊拉克危机在这个意义上给世界上了一堂比较政治文化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