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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文化地图——为《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而作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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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2003-12-07
第8版(大地·读书天地)
专栏:

城市的文化地图
——为《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而作
汤世杰
  边地云南,“二战”中有两件大事值得我们永世记取。一是滇西抗战,中国军民以三年多时光和十数万血肉之躯,与日军在怒江隔岸相峙,最终发起反攻,全歼入侵之敌,惨烈悲壮,浩气长存。一件则关乎文化——各地的文人学子,齐聚战时的昆明,群贤毕至,如灿烂群星,辉映边城。他们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传道、授业、思索、研究、写作、创造,养成了一大批学界精英,文化血脉借此得以传承延续,成就了后世难以企及的辉煌。前者为武,后者为文,一文一武,皆可歌可泣,可圈可点,专家、学者,对之考证、研究、阐发者众,至今,仍时有新著问世。
  余斌关注的是后者,所著《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一题三卷,以著者在昆明历时多年的寻访为线,以20世纪40年代居于昆明的文化人散落四方的住处为点,经经纬纬铺撒开去,重现诸多文化人的寓所行止,日常起居,揭示当年昆明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化风景,一如20世纪40年代战时昆明的文化地图,引我们徜徉其间;眼光,是当代文化研究者的眼光,笔触则温润怀旧,如拊掌闲谈,满眼战时风雨,书生颜色,读来兴味盎然。
  昆明是个奇异的移民城市,偏远也实在偏远。当年交通不便,道路滞塞,从北京、天津、上海到昆明,或一路步行,辗转数省,或由经水路,绕道香港,风雨颠簸,都要吃些苦头。然时势所迫,数年间,仍有无数学人聚集于此。幸好当年的昆明,气度足够的大,不仅包容、融合了各种思潮,还让各种思索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在这里生长、壮大、开花、结果。
  一座“西南联大”,因此造就了众多科技、人文精英,至今让人唏嘘感慨。有文章说,在美国某著名大学,出身于“西南联大”的博士、教授和研究人员,占了相当的比例。而当年的条件,却极简陋、极寒伧。看来所有优秀的文化成果,从来都不出在权位之家,也多与豪华别墅、妻妾如云无关。中国知识分子“价格”的低廉与智慧的超人,由此可见一斑。当年那些文化人,既无重点学科经费,也无“专家”补贴,既无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也没有具有起码条件的实验室,躲警报钻地洞是常事,坐趟马车上班,已属奢侈,却一边著书立说,一边殚精竭虑地思索,一边走访民间探索调查。衣食住行都极为艰苦,庶几只可维持温饱。比如住,那些文化先驱、学界巨擘,并不都住在“联大”校园,倒是见缝插针,散居于昆明僻街陋巷,有的为避战火、求清静,甚而远遁至今仍属远郊的城市边缘。所谓安定,也非有厅堂楼阁,不过是临时租用的房子,或民宅、农舍,或古寺、旧庙,甚至是自建的简易房屋。据我所知,仅昆明北郊龙头村及附近的棕皮营、麦地村、司家营、落索坡一带,当时就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清华文科研究所等几大研究机构和北平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工作站,租用当地的一些寺庙、祠堂,作为研究场所。在那里住过、工作过的著名人物,据一份不完全的名单所说,就有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政治学家钱端升,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吴晗,语言学家李方桂、王力、罗常培,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光未然,音乐家查阜西等等。在昆明的大西门、文林街、青云街一带,如今看上去不起眼的一幢民宅,当年也藏龙卧虎,常有风云际会,高人出入。世事沧桑,人去楼空。那些房屋,或历经风雨,朽烂拆除,或遭遇改建,面目全非。尽管这些年来,人们对那些文化人的文化建树,已多有描述与探索,但那些留下过文气墨香的老屋,那批文化人当年的俭朴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究竟怎样过日子、做学问,怎样与当地人士相处等等,却仍少有人去涉及。
  作者余斌乃有心之人,从上世纪90年代起,赶在城市扩建、大举拆迁之前,以闲暇时光,不辞辛苦,走街串巷,远赴郊野,费心费力地四处寻访,每查实一处,便欢呼雀跃,行诸文字,以昭告世人。往往他前脚刚走,拆迁大军便汹涌而至,真让人有失之分秒,便将痛然错失无可挽回之叹。初见余先生那些短文,每每惊讶余先生有那样的雅兴,也叹服余先生有那样老到、简捷与干练,又无处不浸透他温润性情的文字。不久,那批文章陆续见诸报端,编者、读者好评如潮,便是意料中事了——一个人,凡用心用功做的事,用了几份心、几份功,外人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随后,《云南日报》的记者,多次报道他们如何跟随余先生,前往探访抗日战争时期文化人在昆明的旧居。足见社会、读者,对余先生的此类写作,有着怎样浓烈的兴趣。那时我想,如果按余先生的文章,将当年众多文化人的住所一一标记在昆明地图上,不就是一幅“二战”时期昆明的文化地图吗?这幅文化地图,奇特、新颖,迄今为止,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还没见过。一座城市,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地图。没有文化地图的城市,是缺乏底蕴的城市。余先生奉献的这幅文化地图,当然是历史绘制的,是当年客居昆明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与昆明民众一起绘制的,用他们的生命、智慧、血性与良知。余先生的功劳,在于他锲而不舍地寻微访幽,辛勤重访,校勘订正,考察标记,才使得这幅战时昆明的文化地图,得以完整如初地奉献给当今的读者。
  我所知道的余先生,乃儒雅之士,性情中人,说话做事,亲切平和,从不张扬,他的写作,无论专著、论文,还是随笔、小品,皆自主独立,属于真正的生命性写作,于精微雅致之中,深藏智性的创见,善意的犀利与率性的独到。这样一幅“文化地图”,不是一幅精美却苍白的纸质印刷品,斑斓杂驳,却鲜活跳脱,凸现出的是那一代文化精英的人格魅力、血性与体温,有着沉沉的分量。一个城市,当然不止一幅文化地图。来日若要为当代昆明绘一幅新的文化地图,余先生已用自己的方式,标明了自己的方位。这就足够了,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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