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我国第十九次南极科考队凯旋上海。请看——　南极科考队群英谱 [复制链接]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人物

　　3月20日，我国第十九次南极科考队凯旋上海。请看——
　　南极科考队群英谱
　　本报记者　谢卫群
　　袁绍宏：“我为船员们骄傲”
　　欢迎科考队归来的仪式快开始了，袁绍宏还在忙忙碌碌，眼里布满血丝。参与南极科考整整10年，身为“雪龙”号考察船船长，袁绍宏很少说“难”，可是，这次他说了：“我们遇到了十分复杂的情况。压力真的很大。”
　　作为党的十六大代表，大会一结束，袁绍宏就执舵“雪龙”号往南极航行。以往的考察都在140天左右，而这次仅仅120天，是历次考察时间最短的一次，要完成的任务却很多，且遭遇了从未遇到的气候、海洋等恶劣环境。“雪龙”号穿越西风带时，遇上了特大风暴，许多设备都损坏了；船停南极时，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锚链绞合现象。
　　“雪龙”号有40名船员，其中有1／3从1984年起参加了全部19次南极考察。他们大多屡立功勋，但同时体力大不如前。他们能闯过难关吗？袁绍宏一次次捏把汗。就说锚链绞合这一十分罕见的现象吧，所有下沉的锚链绞在一起，直接影响着船的稳定性。船员赵勇开动脑筋，顺利地将它们全部解开。
　　这个赵勇，本在外轮上工作，只因对南极科考充满感情就放弃高薪重返“雪龙”号，每月领着2000元人民币。
　　“事实证明，他们个个是好样的，解决了许多从未能解决的问题。我为船员们骄傲！”袁绍宏动情地说。
　　魏文良：“靠业绩赢得世界公认”
　　在科考队里，人们都称魏文良为“魏队长”。他的身份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的书记兼副主任。他曾8次出征南极，5次做团长，3次任领队。
　　他告诉记者：中国南极考察有过3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84年中国首次出征南极、建立长城站为标志，属起步阶段，水平不高，但在南极有了一席之地；第二阶段以1987年建立中山站为标志，在国际上逐步树立南极科考的形象；第三阶段就是现在，处于南极科考逐步上升、成熟的阶段。中国科学家开始对南极展开全方位研究，一批成果举世瞩目，并积累了一整套成熟的大型科学考察管理经验。
　　他自豪地说，过去，在同行的眼里，中国进入南极只是为了主权的需要，而现在，中国科学家靠科研业绩赢得了全世界的公认。比如，南极科考队对南极内陆进行的3次考察，第一次找回4块陨石，第二次找回28块，而这次找回4448块。中国科学家曾提出南极格罗夫山区是陨石富集区的观点，一些人将信将疑，此次考察结果充分证明了其正确性。
　　李院生：“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李院生也是一名老“南极”，此次是南极科考队冰架研究队的队长。身为中国极地研究所所长助理，他主要承担着冰化学与气候的研究。此行南极，他率一个8人小组，首次对南极埃默里冰架进行研究，探究海洋与冰架的相互作用。
　　“有人认为南极冰盖在膨胀，而人们不清楚，冰盖底部的融水有多少，对海洋起着怎样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李院生说。
　　“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在雪地支起帐篷，一住就是30天，最终钻取了一支301米连续完整的冰芯样品，这是国际上首次获得的最长冰芯样品，并取得了钻孔测温资料。这一成果被视为中国南极埃默里冰架考察取得的三大成果之一。
　　居宜太：“要出成果更要保全生命”
　　面对涌上船来的科考队员家属，居宜太很有些“心安理得”。
　　“在此之前，我真感到责任重大，直到把大家都平安地带回来了，且成果也带回来了，我才松了口气。”居宜太说。格罗夫山考察队员共8个人。居宜太这个队长不好当。因为格罗夫山离中山站有400多公里，自然条件恶劣，最大的危险来自冰缝，一不小心，就会让你陷入万丈深渊，为此他们又称这次内陆考察为探险。按理，本应两人结伴而行，但先期进入格罗夫山区的是5名队员，因人数逢单，又为了寻找更多的陨石，缪秉魁、李金雁、俞良军几个人决定单人分头走，每人相距1公里左右。
　　一天，缪秉魁博士在行进途中，不慎掉入冰缝，好在缝隙不是太宽，用两个肘子撑住才得以爬出来。回到营地，缪博士开始不敢说，他担心会挨队长批评。因为居宜太常说，“我们既要出成果，也要保证生命与安全。我们到南极并不是为了成为个人英雄，而是要对科学有真正的贡献。”
　　陈锦芳：“南极科考精神代代相传”
　　陈锦芳看上去像个孩子。在科考队，她是最小的一位，只有23岁，是厦门大学海洋化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也是整个科考队9名女队员之一。
　　“参加这样的科考，真的成长了不少。”陈锦芳说。在4个月的时间里，任务很重，但也大长见识。此行她做的是南大洋示综同位素的研究。她说，还有一年多硕士毕业，到时她要考博士，课题还做这个题目。吸收在读的研究生加入南极科考已有多年的历史。“正是这样的传帮带，南极科考精神才能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