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仁南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简仁南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是台湾人。我是一个医生，在大连医学院服务。听到了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郭沫若副主席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我非常兴奋，同时，完全同意和衷心拥护。
我的家乡台湾，还没有解放。台湾有大批知识分子，有很多医生。他们有的在家失业，有的在街头流浪，贫困潦倒，终日苦闷，觉得没有出路。蒋介石集团不但把特务和恐怖带进台湾，还把在台湾已经消灭的疾病带进台湾。
本来，台湾是有条件把卫生搞得比较好的。可是，现在不然，仅就肺病一项而论，就有几十万患者。据统计，每43分钟便有一人死于肺病。医生很多，而疾病猖狂，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人民医不起病。宜兰有一个姓游的，有3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11岁，一个13岁，他把3个孩子都卖掉了。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你想，连孩子都卖掉了，怎么能够医病呢？
我们在这里应该对台湾的知识分子、台湾的医生们，表示深切的同情与慰问。当然，我们更希望台湾能够早日得到解放，让台湾的父母不再出卖自己心爱的儿女！
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要谈一谈医务工作者的学习问题。党与毛主席关于除四害和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九大疾病的决定，以及要在12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指示，是十分正确的、必要的、适时的。因此，要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在医学方面，除了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外，我觉得还要在业务上提高水平，开展研究工作，并且向苏联学习，向中医学习。
我在大连工作，有更多的机会和苏联的医生接触。我回忆在我国志愿军出国作战以后，大连成了我们后方的前线。我们是祖国的医务工作者，对我们的可爱的人——志愿军的伤病员负有医好他们的责任。当时，大连各医疗教学机关、医院部门，先后设立战伤医院、医务工作者都争先恐后参加这项工作。从这天起，我们经常有机会和苏联专家在一起，学习他们的战伤治疗经验，学习他们的医疗作风。
苏联专家们对我们谆谆善诱，不但在医疗方面上、在医院管理方面，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例如：防止战时传染病的侵入，设立入院处，在入病房前，进行衣服灭虱消毒，实行毛发全部剃光，然后进行淋浴，更换新衣，始进病房。这样就能防止传染病的侵入，杜绝了传染病的流行。我们平时没有战伤治疗经验，他亲切地教导我们，使用组织疗法、体育疗法、其他综合疗法等，给伤员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一般对头、胸部手术，指导我们使用维氏局部麻醉法，此法操作简单，后疗法方便，可大量使用，并且没有副作用。给我们开展胸部外科，创下了有利的条件。像这样，苏联专家对我们无私的援助，是保证我国在短短时期内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主要因素。
苏联大夫们的医疗作风更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对伤员总是殷勤亲切，低声细语，厉行保护性医疗制度，使伤员安心休养。有时经常把家里小孩用的玩具带给伤员。对重伤的伤员，总是一日几次诊视，经常在冰雪寒风的黑夜，不辞劳苦，一请就到。有时等不得开门，越墙而入。甚至把自己的血输给伤员。这种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使伤员感激到流泪。我们医生也受到了教育。
对于向中医学习，也是西医的一项主要任务。我过去对中医抱着不正确的看法，认为中医没有理论基础，没有理化检查，不科学。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证明，中医药是我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经验，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有丰富的科学价值。在理论基础方面，如解剖、生理，早在黄帝内经里对于消化道长度的测量，血液循环的原理，已有详细的记载。这些记载远比斯巴托赫兹和威廉·哈维的发表更早的多，使我认识了，来纠正我的错误观点。
在临床方面，有些疾病如高血压、流行性乙型脑炎等症，依靠中医药取得显然的成效。
就是在外科方面，中国也有不少经验。例如：肛门直肠瘘的挂线疗法、痔的枯痔散疗法，已获得显著的成就。像历史记载着的华陀就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他可能是最早应用麻药的第一个人。
其次，就中医人数来看，中医则有30多万人，西医不过7万人。中医普遍深入在每个乡村角落，和广大农民群众有密切结合。中医是一个雄厚的医学队伍，仍为整个医疗保健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的今日，对于卫生保健事业，预防治疗，消灭疾病，所担起的责任是重大的。我认为，我们要很好地遵循着毛主席发扬祖国医学、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我们西医应向中医学习，挖掘中国医学的宝藏，中西医互相交流学术经验，各尽所能，各尽所知，团结一致，汇通化合，使中国医学发扬光大，为建设祖国的社会主义服务，为保障广大农民的健康服务。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解放台湾而奋斗，为完成解放全中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