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嫌，是一种觉悟 [复制链接]

第16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避嫌，是一种觉悟
　　郭庆晨
　　因为工作调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谷文昌从福州回到漳州任林业局局长。妻子提出家里应该买点儿家具，谷文昌就应下了。没料到，买来的家具全是些竹凳、藤椅、石饭桌之类。妻子问为什么不买点儿木制的？谷文昌的回答是：“林业局长家一下子添了木制家具，外人会产生误会，我们也不能写个声明贴出去：这是买的。”就是因为避嫌，与林业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谷文昌，从不沾公家一寸木材；就是为了避嫌，准备结婚的二女儿要他这个在龙溪地区当林业局长的爸爸批点儿木材做家具，竟被他严词拒绝。
　　谷文昌所以不置办木制家具，不是因为买不起，也不是为了表示自己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是为了避嫌，怕别人产生误会。乍一听，这说法似乎不够完美，说话的人形象也不够“高大”。其实，要让我说，一个领导干部，能够不忘自己的身份，能够想到避嫌，就相当不错了。因为，避嫌也是一种觉悟。
　　请不要小看了这种觉悟。“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君子之行。在容易引起嫌疑的“瓜田李下”，能够以“不纳履”、“不整冠”的行动，表明自己不为物欲所诱惑，而且不给别人以任何疑心和误会的口实，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如若不然，这段关于“瓜田李下”的格言不会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更不会写进名为《君子行》的古诗之中。
　　请不要小看了这种觉悟。要知道，现在还有不少人缺少这一觉悟。远的不说，就看看现今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吧：管城建的，住的是开发商们进贡的好房子；管路桥的，银行里的账户上存的是收取的“买路钱”；管车的，一定要坐最佳的进口车；管人事的，家里少有待业的孩子；管银行的，竟然会把银行的现金当做自家的财物随意使用……诸如此类现象，难道发生得还少吗？“干什么，家里就有什么；管什么，家人和亲戚朋友就会跟着‘吃’什么”，几乎成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这些人看来，权力就是拥有；权力就是实惠。有了对人财物的管理权和支配权而不为自己所用，岂不是对权力的浪费？不让权力产生惠及自家的丰厚利益，岂不是傻瓜一个？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常常是明着侃、公开要，有的还得意洋洋地显示自己的“杰作”，哪里还有半点儿怕人误会、怕产生不良影响、怕造成不良后果之虞？在这种情况下，避嫌难道还不是一种觉悟？一种很难得的觉悟吗？
　　领导者避嫌，既是一种觉悟，也是一种美德。因为，在避嫌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为他人着想、为社会负责的品德。谷文昌为什么要避嫌呢？在拒绝给二女儿批木材时，他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管林业，如果我做一张桌子，下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原来，谷文昌避嫌的初衷并不单单是要图个个人清白，而更多地是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的影响，为了让更多的下属不犯错误，不犯更大的错误。一句话，他要做出榜样。
　　领导者避嫌，是以自己的吃亏为代价的。谷文昌为了避嫌，木制家具不敢买，只能坐竹凳、藤椅，用石头做的饭桌；女儿结婚做家具不能从他这里批到木材只能另找他辙……这，应当说是崇高，很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