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非典法律意识、公共意识不可缺位 [复制链接]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专访

　　为控制非典疫情蔓延，疫区地方政府采取了强制隔离等措施，却有极少数公民不予配合，认为这“干涉了人身自由”，是“侵犯人权”。对此，法学家郑成良、社会学家邴正提出——
防治非典
　法律意识、公共意识不可缺位
本报记者　张玉来
　　就当前如何更好地依法防治非典的话题，记者日前专访了法学家、国家法官学院院长郑成良教授，社会学家、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邴正教授。两位专家指出，防治非典既有赖于科学，也有赖于政府和公民的法律意识、公共意识的提高。只有全社会都在法律的规范、约束下有序行动，把防治非典的战役纳入法治轨道，才能保证各项措施得以落实，促进防治非典最终获胜。
　　对非典病人、非典疑似病人强制隔离，并非“干涉公民人身自由”、“侵犯人权”，而是于法有据
　　郑成良指出，国际上很多国家都有“紧急状态法”，规定当整个国家或某城市发生战争、叛乱、骚乱、地震、瘟疫等对社会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事态时，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权利，包括人身自由都将受到一定限制。我国尚没有此法，但已有《传染病防治法》。这项法律规定在发生瘟疫的状况下，对疫区公民的自由、权利进行必要的强制性限制。全国人大现已将非典列入法定传染病的范畴。《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部门协助治疗单位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按照此规定，政府对非典病人、非典疑似病人进行强制隔离、治疗，是政府为切断传染源，防止疫病蔓延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否则就是没能履行法定义务，就是违法；公民如被确诊为非典病人就必须接受治疗，被宣布为隔离对象就必须接受隔离，否则就是违法，就将对其采取强制隔离措施。这于法有据，并非“干涉公民人身自由”、“侵犯人权”。实际上，国外所有国家为防治非典都采取了相应的强制措施，有的国家对脱离隔离的非典患者甚至采取巨额罚款、拘役等惩罚措施。
　　公民权利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受限制的。当其在行使个人权利过程中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利，法律就要对其进行强制限制
　　郑成良解释说，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受限制的。权利观念包括两方面：一是依法正确行使、维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是尊重、不侵害他人的权利。也就是说，公民个人权利的行使是有限度的，是有边界的。如果公民个人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威胁、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利，法律就要对其进行限制。非典的蔓延、传播，对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构成了严重威胁。具有法律意识的公民应意识到，非典病人、非典疑似病人是否接受治疗、隔离，不只关乎其本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且直接关乎他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非典病人、非典疑似病人擅离隔离地区，无疑加大了非典蔓延的可能性，可能直接威胁、伤害他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对其采取强制隔离措施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这就告诉人们，公民必须增强法律意识，知法、懂法，才能做守法公民。
　　对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性法规，公民也要自觉服从、遵守，将其视为法定义务
　　郑成良指出，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政府为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颁发的通告、决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性法规和行政措施，作为具有法律意识的公民也要自觉服从、遵守，将其视为法定义务。公安部、铁道部、交通部等七部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对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机场、客运码头、出入境口岸加强检疫。交通部还发出通知，要求确保全国的道路通畅，保证人员和货物的运输。那种切断道路的行为是明显的违法行为。有的疫区采取了对出现非典病人或非典疑似病人的公寓、居民楼进行隔离，要求来自疫区人员到指定宾馆隔离观察，要求进入市区的外地车辆与驾驶员登记；要求从外地返回的大学生到各高校专门设立的留观区观察；关闭包括网吧、台球厅、卡拉OK厅在内的所有文化娱乐场所，关闭所有室内体育健身场所等项措施，公民也应主动自觉配合，否则即为违法。
　　每个公民都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不能持不合作的态度，自行其是
　　邴正指出，在防治非典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合作现象，折射出公众的公共意识还有待提高。公共意识是指人们对社会公共领域认识和行为的自觉性。社会一般可区分为个人、政府和公共三个领域。个人是社会的最小的分散的实体。公共领域是每个公民共同需要、共同拥有的生存、生活环境。政府则是维系个人和公共领域关系的中介，是个人和公共领域的维持者、保护者。作为文明社会的公民应意识到，每个公民都是社会的一分子，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公共安全，都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的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不能持不合作态度，自行其是。公民个人不能只要求社会给予他公共安全，而自己却在有意无意之中威胁、破坏公共安全。当前的非典疫情是对整个社会的挑战，与每一个公民都息息相关，防治非典有赖于公民公共意识的增强和积极参与，诸如做好个人防范，搞好环境卫生；有发热、干咳等相关症状的要主动去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卫生部门采取隔离措施应积极配合；从疫区进入异地者，应主动向社区、单位报告，主动接受防疫部门的流行病学调查；同时还应积极配合政府落实防治措施，一旦发现周围出现非典相关症状的人，及时劝其去医院诊治，或迅速报告社区和防疫部门。对排除嫌疑、结束隔离和病愈出院的人给以充分信任，恢复与其正常交往，也是公民具有公共意识的表现。
　　政府也应加强公共意识，及时有效地加强社会控制，负起维护公共安全、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
　　邴正认为，政府也应加强公共意识。政府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对保护公共环境，维护公共安全，制订公共政策，提高公共福利负有主要责任。在防治非典的斗争中，政府有责任及时、有效地加强社会控制，负起维护公共安全的责任，负起管理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福利的公共事务的责任。尤其是为适应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群众知情要求迫切的需要，政府应提高信息透明度，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及时发布非典疫情。防治非典的实践表明，政府及时发布疫情的做法，十分有利于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沟通，平息谣言，稳定人心，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树立政府良好的公共形象。政府应以此为契机，建立健全公共事务信息发布制度，严惩弄虚作假，隐匿不报。
　　两位专家坚信，只要政府、社会、个人共同行动起来，在全社会构建起一道预防非典流行传播的屏障，我们定能夺取抗击非典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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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
　　郑成良：1955年出生于内蒙古突泉县，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最高人民法院二级法官；现任国家法官学院院长、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
　　邴正：1957年10月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现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