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 非典在中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肆虐，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如何看待和应对新形势下的安全威胁。为此，我们有必要——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学者新论

非典在中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肆虐，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如何看待和应对新形势下的安全威胁。为此，我们有必要——
　　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
王逸舟
　　“非传统安全”，又称“新的安全威胁”，指的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具体地说，是指近些年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
　　这一概念产生的确切时间已很难查证。大体上，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报告面世后逐渐萌生、冷战结束后的近十余年得到强化的。当时，欧洲的一批知名学者、工程师和科学家，在“罗马俱乐部”名义下，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等著名报告，率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预警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某些非军事性灾难（如生态退化带来的灾变）。两极对抗格局的终结，一方面使国际社会遭受全面军事对抗和整体毁灭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另一方面使过去不太引人注目的新安全威胁受到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突出，还直接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有关。严格地讲，非传统安全中的多数实例并非始于今日，譬如说，恐怖主义古已有之，国际冲突则一直与国际体系相伴，生态污染更直接与近代以来的工业化相关。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殊环境和条件，如新的全球性贸易和人员往来、各种信息传播手段的改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强化等等，使得这些对人类正常活动和国际社会正常交往的威胁变得日益严重，有些看上去甚至逼近失控的边缘。
　　非传统安全类型很多，其内部的衍生、分裂仍在继续，因而对它们的认知和界定并不容易。人们比较熟悉的典型事例有，超大型油轮严重泄漏的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难以挽回的生态污染，亚洲、拉美以及俄罗斯近些年先后爆发的金融危机，少数电脑黑客近几年制造的跨国性网络攻击事件，影响巨大的某些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如“9·11”事件和巴厘岛爆炸事件），一些国家内部矛盾诱发的地区冲突和国际干涉（如库尔德族所在的跨国区域出现的多种对峙与麻烦），以及艾滋病、埃博拉病毒和非典等病魔的传播。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时甚至可以造成比传统的战争破坏更可怕的灾难。众所周知，亚洲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经济倒退了10多年，“9·11”袭击仅在几个小时内便令美国遭受几百亿美元的直接损失，非洲当代的某些瘟疫直接导致了一些地方难民潮涌、国家日益贫困的恶果。正因为这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
　　正因为其“非典型性”，非传统安全威胁有一些新的特征：首先，与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相比，它们好似蒙面杀手，多半“来无影去无迹”，杀伤力强大且带有突发性，有时事态看上去相当孤立，有时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形态、边界和活动规律往往难于确定，使追踪和应对它们的努力变得相当困难。如果说，传统的安全威胁可以通过譬如讲“战略研究”摸清其特征的话，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肯定得有新的思考和应对方法。其次，与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相比，它们发生的形态及蔓延的层次更加复杂多样。比方说，这些威胁既可以针对国家和政府，也可能瞄准社会和个人，还可能带来邻国区域的动荡和全球性的不安；为了对付这些威胁，不能不更多借助于多边机制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参与，包括多种非政府组织和跨领域、跨学科力量的加入。再次，与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相比，非传统安全威胁多半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更多植根于社会体制、发作于国家内部，有着深刻的体制性结构性根源，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既有结构和安排的惩罚，譬如是对南北世界日益悬殊的经济差距的惩罚，是对旧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安排的惩罚，甚至是对落后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某种惩罚。从国际关系角度观察，某些非传统安全的肆虐，不仅引发社会危机和政府失信，危及民众生命财产和国家间贸易，而且孕育出一些新的冲突源和导致国际关系新的紧张；在某种意义上，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对现存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特殊惩罚。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