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学者新论

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
王逸舟
　　显而易见，传统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无法充分解释非传统安全现象，人们必须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和思考角度。举例来说，过去人们主要关注的是所谓“高级政治”，如战争与和平、外交结盟或势力均衡等等，研究对象通常是以国家为单元的行为体，国际关系实际上只是国家间关系，安全研究几乎等于国家战略研究，至多加上一些外交行为研究和国际组织研究。而非传统安全概念经常要涉及金融贸易、环境保护、信息过程乃至社会日常生活的各种局部细节，因而被视为“低级政治”，很少受到重视；特别是，非传统安全的载体比较复杂，它们不一定是国家政府，而可能是比国家单元小的社区和个人，或者是跨国界的组织（如所谓NGO即非政府组织）以及其行为，追踪和分析起来都比较困难。从某种程度上说，非传统安全现象的出现，越来越模糊了传统的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界限，模糊了技术类、器物类问题与体制性、结构性问题的界限，模糊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的界限，从而对研究者的思维、视野和分析工具都有更高要求。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殊条件和环境，还令非传统安全范畴自身不断发生衍变和扩张，一方面诱发和激化了传统的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把某些旧式的安全威胁变成新式的安全威胁；所以，非传统安全的研究，还要求对“变化”、“关联”、“互动”、“复杂”和“不确定”等术语所表达的特质，保持高度的敏感，用全新的方式加以追踪和分析。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新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下，“人的安全”获得了更多的重视，公民个体的权利和民众表达自身权利的意愿，也得到越来越多制度性安排（包括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庇护。它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在考虑非传统安全时一个分量逐渐加大的参照系。以往，人们在看待传统安全时，更多考虑的是国家整体的安危，比如保障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范外敌入侵，增加国家整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比重等；现在，公民个体的政治权利、少数利益集团（如少数民族）的表达意愿、甚至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权利要求（如文化特色的保护），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得到更充分（有时甚至更夸张）的表现。所以，谈论安全问题的趋势是：既要讲整体和全局的国家安全，又不能忽视社会某些局部的安全利益和个人的个体安全；既要对安全利益实行传统的国家式保护，又要对安全利益实行更加广泛的国际关注，以及保证国内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参与。基于此，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动向是，既要站在自身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保证战略研究和军事谋略的有效性，在综合安全观的统筹下实现不同领域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又要适当从国际社会全局考虑，倡导共同安全观的建立和合作安全方式的推进；其中，人的安全是所有安全问题的核心，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国际合作的基础。站在人类进步史的角度观察，可以认为，以人为本的这种新安全观的出现，昭示着全球发展的新动向。
　　现在正值非典肆虐，中国人很容易理解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严重危害，理解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的关系。目前需要做的，自然是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比如新加坡等国有效处理非典的成功做法，和非洲某些国家在病毒扩散时束手无策、社会失序的惨痛失败；同时，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等有关机构配合，以一种高度负责的态度，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这一疾病的挑战。从更广阔范围看，应认真思考历史的教训及非传统安全的情形，积极推进相关观念的转换和相关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推动前面提到的以人为本的新安全观的实现。需要强调的是，当人们说到“防止信息失真”时，它不止是要求“对上”不虚报不瞒报，更应对民众说真话，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即便在非典恶疾过后，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不要忘记，今后还可能有其他的非传统安全形态，威胁他人或威胁自身。中国是一个占全球1／5人口的大国，同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之一；中国在全球环保和疾病防治、国际安全与国际贸易、防范金融风险、确立新的发展观和安全观等方面，都具有日益增大的、难以推卸的责任。
　　非典在中国的肆虐的确是一件坏事，但它也是一件好事，提醒我们关注在过去不可能注意到的许多事理，学会在旧时无法学到的许多东西。挫折中学习，跌倒后站起。自立而能立人，展现新气象的中国，将在国际社会上展现新形象，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下）（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