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字造字和标音的历史看汉语拼音方案的进步性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从汉字造字和标音的历史看汉语拼音方案的进步性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罗常培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发表，是从汉字逐渐走向汉语拼音文字的一步重要的发展。
汉字有4，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给我国人民保留下很丰富的文化遗产，它在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没人能否认的；同时，汉字的难学、难写、难念，不适于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也是没人能否认的。就是专从汉字造字方法的发展来看，很早已经有人觉得汉字的表形、表意的作用远不及表音的作用更为方便。旧来所谓“六书”至少有三书——“形声”、“假借”、“转注”——是拿声音作主体的。许慎在公元100年所作的“说文解字”，在9，353个字里，形声字（例如拿氵作偏旁，拿工、可作声符的“江”“河”）竟占了80％以上。形声字是由假借字发展出来的，比如：有个花儿叫“夫容”，有个鸟儿叫“遮姑”，当初只是假借相同的声音来代表，后来因为是花儿就写作“芙蓉”，因为是鸟儿就写作“鹧鸪”，那就变成后起的形声字了。历代所造的字，形声字更占绝大多数，形声字以外的字，像“伞”、“瘪”、“泵”之类是很少见的。至于假借里的“通借”，实际上就是古人只管声音不顾意义的写别字。这类字在古书里非常多，害得许多经学家猜来猜去。这正可以反映古人对于文字表音的要求是很强的。古人既然早就爱写别字，为什么现代人不能写别字，或者更彻底地改用拼音或拼音文字呢？还有“转注”一类（例如“谋”、“谟”互训等），从前人的解释太多，简直把人弄得头昏。其实照现在的意义来讲，它只是方言词的互注，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表音方法。
总之，从形声、假借、转注的功用来看，古人对于汉字早就有了表音的要求和倾向，只是受呆板的汉字形体所拘束，以致于演进到形声的方法就停滞不前了。这种现象一直停滞了几千年，为什么到现在还能容忍它继续停滞下去呢？
在这个拼音方案草案发表以前，我国人民是怎样注汉字的声音的呢？中间曾经有过一段长久迂曲的历史。
在公元200年以前，古书注解和字典的注音，或者用“急气”、“缓气”，“笼口”、“闭口”一类不精确的词来作比方；或者用“声近”、“声同”，“读如”、“读若”一类似是而非的词来瞎揣测：这都远不够科学的。后来用一个汉字注另一个汉字的“直音”法（例如“虹”音“洪”，“视”音“示”之类），有时很难找到恰好同音的字，有时虽然找到了同音的字，却又偏僻难认，也难行得通。尤其是字典里有一些循环互注的例（例如：“遥”音“谣”，“谣”音“遥”之类），就越发叫人莫名其妙了！由于这些方法都不能解决汉字的注音问题，到了公元前三世纪，我们的老前辈才发明了“反切”的方法。
“反切”的方法是用两个汉字来拼切另一个汉字的音。我们试举“耐”字来说明：“耐”是“奴代切”，用汉语拼音方案来分析，可以得出下列的公式：“耐”nài＝“奴”nū＋“代”dài。这样一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耐”和“奴”前半的音都是n，“耐”和“代”后半的音都是ài，只采取“奴”的n跟“代”的ài相拼，就可念出“耐”的音来。“奴”的后半和“代”的前半都是夹杂在中间的赘疣。
这种方法比起直音来当然进步了，可是要学会反切，得先记熟广韵里452个上字，1，000多个下字，这岂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何况汉字本身是看不出音素来的，我们借用现代的拼音方案来分析，还得去头去尾地绕了半天弯儿；要是叫广大人民用它作注音的工具，那简直不可能。再加上古今音和方音的不同，一时更难解说得清楚。哪里能赶得上现在这个拼音方案简单明了，人人可以学会，可以很快地用它来注音呢？
“反切”的方法既然因为汉字的先天的缺陷发生了困难，于是历代不少的音韵学家，像吕坤、杨选?、李光地、王兰生、刘熙载等，费尽心思想去改良它，但是他们局限在汉字里边兜圈子，结果都碰壁了！单举17世纪中叶的杨选?作例子。他受了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作“西儒耳目资”的影响，在1659年用汉字创造了一套新反切。他虽然“勉而又勉”地“宛转设法”，可是心里总不能满意，总觉得“实不能出诸口，惟善悟者默会而得之，”“不能为之拈出，恨恨！”最后他才想通了，打算把这套新反切翻译成满洲字母或拉丁字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采用音素化的拼音方案才能解决汉字注音问题，才能给汉字改革准备条件。注音字母借用独体汉字作符号，声符只取前半的发音，韵符只取后半的发音，拼音时没有夹在中间的没用成分。它比较旧反切也是进步的，但还不能完全代表音素（例如ㄞ、ㄟ、ㄠ、ㄡ等），不便于变化，所以字母虽多，却很不灵活，有些拼法还夹杂着赘音（比方说，ㄧㄣ、ㄧㄥ的实际声音只是in、iη，照注音字母的写法就是ien、ieη）。因此我们觉得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的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比以前各种汉字注音方法都是进步的。
这个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拉丁字母的应用，在中国已经有相当长久的历史传统，160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用拉丁字母作汉字注音的符号。1625年就有了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用拉丁字母讲汉语音韵学的书——“西儒耳目资”。当时的学者，像方以智、杨选?、刘献廷等受了这种影响，曾经有过参照拉丁字母改良反切，甚至于改革汉字的企图。从19世纪末叶起，卢戆章（1892），朱文熊（1906），刘孟扬（1908），黄虚白（1909），邢岛（1913），刘继善（1914），钟雄（1918）等，纷纷仿照拉丁字母来制造汉语的拼音字母。由于这种运动的推进，1926年产生了国语罗马字方案，1931年产生了北方话拉丁化方案。经过25年的酝酿和发展，又产生了这个新的汉语拼音方案。
这个拼音方案正是350年来中国文字拼音化历史发展的总结。自然我们还不能说它是十全十美的。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经过这次全国广泛讨论，一定可以使它更加完善。
这个方案将首先是用来给汉字注音，和作为普通话的教学工具。但是一切事物是在变化、发展着的。如果这个方案公布以后，广大人民在实践中觉得它确实适用，用它来拼写普通话没有什么困难，那么，经过一定的准备阶段和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工作（如汉语规范化等）之后，这个拼音方案就很可能逐步发展成为完善的汉语拼音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