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发言（摘要）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发言（摘要）
巴金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是从什么时候起被人称为作家的。我第一次拿起笔写小说，只是因为我有话讲不出来，有感情没法宣泄，有爱憎必须倾吐。我不写就没法安顿我那颗痛苦的心。然而等到我被人称为作家以后，我就觉得我的肩头挑上了沉重的担子，我的责任感也加重了。特别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我更清楚地感觉到我不配接受作家这个称号。如果承认作家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我们就必须拿出好作品来，免得辜负这个称号，免得辜负这个任何人不能不热爱的时代。
创作是一个很严肃、很艰苦的事业。即使是最有才能的人也得在创作上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包含着辛勤的劳动，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知识，正确的世界观，还包含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连最有才能的人也不能凭空捏造生活；一个从未见过英雄人物的作家，即使搞通了写不写缺点的问题也写不出一个英雄来。生活是创作的泉源。然而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他就没法正确地认识生活，分析生活，他会把全副精力消耗在表面的现象上面，他即使见到英雄人物，他也不会认出英雄气概来。
任何工作都需要强度的劳动，写作也不是例外，但是我们可以造一万把式样完全相同的椅子，或者照一个美观的图样做一百个景泰蓝花瓶，我们却不可以写一篇内容和已发表作品相同的小说。创作里必须有作者自己的东西。完全摹仿就不是创作了。我并不是说创作不是集体的事业。相反的，我强调地说，创作是集体的事业，而且完全不是作者个人的事业。但是创作是个人的劳动，作品是有个性的。而且作品的内容和作家生活在其中的时代与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即使是具有同样正确世界观的作家，也会有各人不同的工作方法；即使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面，也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反映生活。我说创作是集体的事业，因为任何天才的作家也得依靠当时的社会和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也会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受到影响。作家没有理由要求保留他写出来的每一篇文章或每一本书，相反地他得要求自己严肃认真地使用全副精力从事他的工作。一个作家即使写过十部好作品，但是他写第十一本小说的时候，他还是应当像初学写作者那样拿出他的全副精力。对于作家来说，学习是没有止境的。
倘使大家认为以上的说法还有一点道理，那么请允许我说出我的一个结论来：让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有充分的时间，至少也得有拿起笔写完若干字的时间，而且也得有执笔以前的酝酿、思索的时间。有一个时期，火车站和飞机场已经成了我们几个人（有作家也有音乐家）的会客室了，一天跑两次也是常事。我承认这种工作很有意义，而且我出国访问，外国朋友们也在车站、机场接送。我也认为作家必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是我更拥护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活动的办法。作家写作品需要时间，这不是零零碎碎的几小时或几天，这应当是一个较长的时期。写作也需要强度的、忘我的劳动。草率决不是成功的方法，我们单单看一页托尔斯泰的手稿就知道创作需要着什么样的劳动了。要繁荣创作，要提高创作的质量，就得让作家在自己的工作上多花工夫。作家的学习和改造都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和改造对每个作家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它们也得跟作家的创作活动结合起来，才可以产生效果。作家离开了创作实践，是不会有进步的。作家必须不断地写作。写作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义务。广大读者向作家要求的是：作品，更多的作品，而且更好的作品。创作是集体的事业。因此对于作家单是责备和期望是不够的；让所有关心创作的人一齐努力，帮助作家完成文学创作的事业，这个事业是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
曹禺
这两天我们每个人的手里有五本书，是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儿童文学的选集。这几本集子使我们每个人都很高兴，不只是因为装订好，印刷好，主要的是因为这五本书的内容闪着社会主义文学的金光。这五本书所选的文章是结实的，有内容的，优美的，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老作家虽然不倦怠地写出好文章来，但绝大部分色彩鲜明、热情澎湃的作品是青年作家们写的。自然，除了这五本集子以外，更有许多优秀的长篇作品得到了群众的热爱。所有这些作品都使我们感到新的真正繁荣的社会主义的文学时代就要到来。
但是，说这样的时代必然来到，并不等于它已经来到了。我们需要作很大的努力，像会议所号召的，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任务担在我们的肩上。
在我们的作品中，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我们还不由自主地有时犯着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我明明知道写文章万万不可概念化，但是当我对我要写的对象知道得不多或者了解得不深的时候，公式化概念化这股邪气不知不觉就会钻到笔下来了。同时，当我对一个人物，一件事情的思想意义模糊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地求救于某种一定公式的解决方法。在公式化概念化的下面，经常掩盖着思想水平的低下和生活知识的贫乏。我想，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既然是不真实的，那么，如果我要成为一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作家，我就不应该犯这样的毛病。公式化概念化的写作倾向会使我们懒惰，使我们渐渐忘记独创的精神，使我们忘记了一个作家应该是有了真正的感受才写出东西的，而不应该是死钉着一个政策或者一个运动的过程，絮絮叨叨地说着千篇一律的故事。凡对一件东西透彻地了解了，这个透彻的了解就会给我们带来自己的独创的看法。这两年出现的优秀的获得人民喜爱的作品，都是无例外地发挥了独创的特点，它们以鲜明突出的英雄形象，合乎生活真实的规律，但又新颖脱俗，引人入胜的情节，和饱满的社会主义热情，教育了我们，使我们长久不能忘记。
我完全同意周扬同志指出来我们写作的缺点不只有公式主义，还有自然主义的倾向。最近我们在舞台上确实看到一些描写正面人物的生活，因为观众不能再忍受舞台上仅仅是车间、小组会、工作方法的研究、思想分析、无穷无尽的讨论这类东西，于是生活出来了，在台上慢慢地喝茶，包饺子，红领巾不断地唱歌讲故事。我们不是说这些生活的细节不该写，问题在于写了这些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我们有些剧作者总是过于匆忙地搜集一些生活细节，堆在台上，忘记了应该为了一个目的选择最动人的细节，加以不断的锤炼，使这些细节能够集中地表现出真正的戏来。自然主义的倾向，会使一个作者把许多闻不出一点戏的味道的东西搬上舞台。最近这两年，令人兴奋的是我们舞台上确实出现了一些思想性高，艺术性强的剧本，它们靠了真实的富有戏剧性的人物，撼动人心的戏剧场面，紧张吸引人的气氛，强烈的生活气息，同比较严密的结构，使观众得到满足，感到真正的快乐，从兴奋、快乐、激动的情绪当中，充实地感到舞台上有一种使他抑制不住地向前迈进的力量。
我们的戏剧队伍确实空前壮大起来了。解放以前，中国的话剧作者不过是二、三十个，真是少得可怜。然而今天呢？有一位同志算了一算，老一点的剧作家仍然是十几个，中一辈的就有四十多，青年剧作者有四五百个，业余的剧作者有三千多个。中国两千年来的戏剧史上，哪一个时代能够拥有这样巨大的创作力量？我们今天的剧作里已经产生了令人不能忘怀的，充满了高度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正面人物，在我们的剧作里，共产主义的道德，人民的真实的生活气息和热烈的斗争，已经成为主要的突出的特征。周扬同志说：我们应该创造出够得上伟大的作品，至少为产生伟大的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础。他的话不但说出人民对我们的要求，也说出我们自己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