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主人翁态度选线的专家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

用主人翁态度选线的专家
王国宾　刘钊
在云南个旧的锡矿山山顶上，有一个勘测队，他们要在这段由山顶到山脚高差近一千公尺的地方，选出一条经济的锡矿专用铁路线。在这队勘测人员中间，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工程师罗孝僔。他应重工业部的邀请，从北京铁道部来到这里的。
原来，锡业公司的铁道设计组，早就把这条专用线设计了好几次，在设计中他们认为解决自然坡度过大的办法，只有迂回延展线路，结果设计出来一条用蒸汽机车牵引的窄轨线路。这条线迂回曲折，盘山而上，工程费用太大，而且也满足不了运输的需要。
罗工程师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决定重新设计一条既经济又能满足生产需要的专用线。
罗工程师和青年人一样，奔走在高山峻岭上，观察矿山周围的自然形势和坡度。他反复地进行实地踏勘，又仔细地研究了测绘资料，专心地思索他所要求的线路轮廓。设计过程中，他遇到疑难的问题，立刻虚心地向苏联专家请教。终于大胆地决定采用千分之三十的限制坡度，尽量缩小线路的湾道半径，把原来设计出的迂回盘山道缩短了37.5公里，节省了3，812万元工程投资。在解决牵引能力的问题上，他又根据各种条件，提出了采用电机牵引的建议。他的这个建议曾被苏联专家誉为“聪明的建议”。
这位老工程师，不断地受到我国铁路建设的新胜利的鼓舞。他内心充满愉快和喜悦的源泉。他觉得自己应该朝气勃勃地去工作，应该以高度的责任心去寻找经济而适用的线路。不过，这样一种责任感，并不是突然在罗工程师思想里出现的，而是在斗争中产生的。
1950年，罗工程师第一次参加天兰路的勘测设计工作。天兰路中段，有一座“曲儿岔”隧道，按原设计进隧道的一段线路是上坡，依照原设计的工程师的意图这样可以缩短隧道的长度。罗工程师根据他从各方面研究的材料，认为原来的设计虽然缩短了五百公尺的隧道建筑，但是没有想到线路出隧道以后要转一个大盘山道，会延长五公里的线路建设，这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让线路一进隧道就走下坡，虽然隧道延长五百公尺，火车就可以不爬盘山道了。罗工程师曾把这个意见告诉了西北干线工程局，要求改变原来的设计。他的这个建议，遭受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的反对。开始，罗工程师还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当遭受各方面反对的时候，他退缩了！因为他回想到解放前参加湘黔路设计的故事，当时线路设计已经确定，但是他仍旧为了选出一条经济而又合理的线路，不辞辛苦地奔走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间。他经过实地勘测，热情地提出了修改线路的意见，当时估计可以节省几十万元。但是，他这一颗火热的心，不仅不受欢迎，反而遭到打击讽刺，有些人说他是出风头。在这两件事的对比中，他没有想到他所处的时代变了，没有想到坚持真理是自己的光荣职责。他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1952年国庆节前夕，天兰路通车了。
一天，苏联专家卡普拉诺夫来到天兰路，很快地发现了“曲儿岔”隧道设计上的错误。当苏联专家和罗工程师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罗工程师兴奋地把他原来的意见说了出来。
专家紧紧地握着罗工程师的手说：“对啊！你的建议是可贵的！可是，怎么没有实现呢？”
回到北京后，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知道了这回事，也对罗工程师说：“正确的意见应该坚持到底，要使它实现。为了国家的利益，绝不能放弃对错误意见的斗争。这就是主人翁的工作态度。同时，也必须看到，正确的意见，终究是会得到胜利的！”
这些话在罗工程师的思想上起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悔过去不该在斗争面前退却了。从此，他决心不再用旧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新社会，今后一定要以主人翁的态度进行工作。
不久，中央批准了修筑宝成线的建议，并且责成原西北设计分局作了初步勘测。他们提出了南北段两个比较线，并且以千分之二十的双机牵引坡度，及最小半径三百公尺为原则的方案。这个设计方案的工程量很大，沿线要修建的隧道和高桥很多，甚至把车站也设计在高桥上面和隧道中间。
设计宝成路的任务被提了出来。罗工程师接受了这个新的任务，他特别感到兴奋。他搜集了已有的全部勘测设计资料，了解了这段线路的地质不良、地形复杂、自然坡度陡——高达千分之四十以上等等困难。尽管这样，他觉得自己绝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在反复研究期间，有时遇到技术上的难题，尤其是如何解决坡度陡的问题，他就翻阅各种书籍。经过深思熟虑，他在1953年初提出了一个定线建议：把限制坡度提高到千分之三十，变更线路延展方法，采用沿河线适应清姜河河谷地形。由于当时掌握的技术资料不足，这个建议并没有立即被铁道部采纳。
接受了天兰路那次的教训，罗工程师毫不动摇地坚持着他的建议。过了半年多，铁道部经过仔细研究，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决定采用电气机车牵引——这是我国第一条使用电气机车的铁路。按照他的建议设计的宝成线路比原来千分之二十坡度的线路缩短了18.2公里，节省工程费达6，054万元之巨。
现在，罗工程师光荣地被选为全国的先进生产者代表了。在会议的前夕，虽然他病愈刚出医院，但仍是精神焕发地和我们谈着往事和自己的愿望。他说：“……别看我今年六十多岁了，我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拿出所有的精力，像青年人那样热情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