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上的段长 介绍共产党员丁万臣的领导作风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工地上的段长
介绍共产党员丁万臣的领导作风
本报记者　刘衡
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的职工们在草原上修建了集二铁路以后，已经纷纷来到包头。他们正在赶修包兰路和两条通往矿区的路。那天下午，我到了第二工程段，想访问访问段长丁万臣。一问，他不在家。司机王五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下边就是他的谈话：
你找丁段长吗？得等到天黑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天到晚不落屋，老在工地跑。要是他领导的工程在一个面上铺开，他清早去，黑夜回。要是他领导的工程成一条线，嗨！他常常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哪里睡。白天，局里打电话找他，老是找不见，就叫我开上吉普车子到工地到处撵。
我到工地撵他，不是一回、两回、三回、五回了，已经是数不清有好多回了。有的时候，是白天领导同志叫我去。更多的时候，是黑夜我自己要去——天黑了好一阵，怎么丁段长还不见回来呀？他不是说了要赶回来睡觉吗？立刻，我想起了他那条害过关节炎的腿，一走累了，连个小坡坡都上不去。我在屋子里怎么也坐不住了！
我为什么这样关心丁段长？是因为丁段长实在关心我！
去年冬天，我们从上（板城）鹰（手营子）线回集二线。因为吉普车要是由火车运，运费太大，就由我开着走。可是，丁段长他不坐舒舒服服的软席卧铺车，偏要坐我的车子。我劝他坐火车。他说：“要是吉普车抛了锚，丢你一人在山沟里哭鼻子吧！”
一路上，我们走的不是山，就是水，人跟车子一颠老高。有时下到河里，车子息了火，开不动了。丁段长脱下鞋袜，挽起裤脚，站在冰冻的水里，跟我一块儿使劲地推……
我说丁段长对我关心，其实他对大伙儿都关心。他一到工地，就要看看大伙儿工作怎样，玩的怎样，住的怎样。他经常去看伙房，对炊事员说：“吃好饭才能干好活。任务完不完得成，你们也有责任！”刘玉成——就是那位胖胖的炊事员，原先并不怎么样，一来到二段，嗬！很快就成了劳动模范，这次还当了三局的先进生产者。报社的记者叫他谈谈他自己的先进事迹，好！他倒夸起丁段长来了。他说：
“伙食搞得好，自己努力干是一回事，丁段长不住地来打气，也是一股力量。”
啊，你以为咱选丁段长当铁道系统的先进生产者，光是因为人家待咱好吗？不对！不对！人家当先进生产者是因为对国家有贡献。
丁段长原先是铁路工人。打一解放，他当钉道队长，工程队长，副段长……不管他当什么，他领导的工程总是提前完成任务，他领导的人也就变成了走在时间前边的人。
1954年4月，咱们二段在集二线50—110公里处修路基。有天夜里，我开上吉普车又到工地找他。问了好多人，跑了好多路，才找到他，原来他刚刚钻进一个帐篷，在跟十几位工人聊天。像这样的聊天会，我碰到过好几回了。丁段长就爱开这样的会。他说：“段上办公室的会可以开得少一点，应该把会搬到工地上开。”我去的时候，正碰见丁段长在讲话。他说：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咱们修铁路，有个修铁路的老规矩，叫做‘先通后顺’。根据这个老规矩，咱们二段要修七条便线，二十多座便桥。等钢轨铺过去，火车开过去后，再修正线正桥。今天我来，就是想跟大伙儿商量商量，看看是不是可以把修便线便桥的工程取消……”
丁段长还没说完，大伙儿“轰”的一声嚷开了：
“工期太紧哟，来不及！”
“火车轰隆轰隆开过来，在我们门口停下了，那才叫好看！”
丁段长说：“我提这个意见，还有好几条理由。一条理由是：咱们是在草原上修路。草原风砂大、天气冷，有很多不利的条件。可是，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草原十分平坦，用不着开大山，过大河，修起正线正桥来比较容易，不像别的地方，非做便线便桥不行。另外一条理由是：原先钉道队说是‘七一’铺轨进二段。因为钢轨供应不上，他们的工期要往后挪。我们正好抓住这个机会，赶修正线正桥。我还盘算好了，我们可以先做大的工程，万一临时来不及，小的工程搭个枕木垛垛，火车也过得去。”
小伙子们的脑子都转了，他们的路也就变了：
“取消便线便桥，这个主意实在高！少做多少冤枉活，少花多少冤枉钱！”“困难再大，也能克服！”“只要供给我东西，保证按时完工！”
一提起“东西”，大伙儿都向丁段长要水管。原来修桥用的七百节水泥管道，计划由成品厂做四百，二段的工人自己做三百。丁段长说：
“这个问题很大！成品厂还没支起摊子，一时打不出水管来。虽说水管按时交不了货，是人家成品厂的责任。可是，火车到时过不去，就变成我们的责任了！”
半天半天，大伙儿都没作声。丁段长想了想，又说：
“我看这样好了。我知道咱们工人阶级不爱光出笨力，爱的就是做技术活。做水管的技术就很高深。要是我们自己不只打三百，而是打七百节水管，保险大伙儿都会变成技术专家！”
说得大伙儿都笑了：“丁段长，你不用给我们做宣传了。不说只加四百节水管。再加四百，咱们都挺得住！”
从开过这会，丁段长更忙了。有一天，我送他到工地去。跟他一块儿坐车的还有工区耿主任。他们两人先是小声地讲着话。讲着，讲着，就大声吵起来了。
耿主任说：“计划是法律，不能变更！你这不是打乱施工计划了吗？”
丁段长说：“计划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正的，这样我们可以多省些钱！”
耿主任说：“能够多省些钱，谁硬要多花钱？到时火车过不去，等着挨批评吧！”
丁段长更发急了：“谁说火车到时过不去？大伙儿信心都大，你为啥情绪不高？再说，即使火车过不去，钉道工作停个两三天，挨批评又有啥要紧？我们可以给国家算个账：是火车停两三天的损失大，还是修那么多便线便桥的损失大？”
两人走一路，吵一路。究竟以后怎样解决的，我闹不清。过了几个月，就因为丁段长缩短了工期，节省了修便线便桥的工料费86，732元，他当选了光荣的铁路工作者。
发奖大会上，大伙儿拍巴掌欢迎丁段长上台讲话。他说：
“其实呀，这份光荣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咱们二段全体职工努力挣来的。要是大伙儿不紧赶快干，光我一人吹破了嘴，我还能把正线正桥吹起来？
“至于我的经验——大伙儿一定要我谈，我就谈吧！我的经验就是我爱在工地跑。
“我在工地一跑，我就看见了取消便线便桥的有利条件。我在工地一跑，我就看得见：虽然工期紧，任务重，工人还是经常窝工——这是因为咱们的工作老配合不好呀！我就想：与其窝工，停手不干，不如把七百节水管全部拿过来自己做。我在工地一跑，我就看得见施工当中的确有很多困难，我就搬到工地去住，帮助大家解决。
“我在工地跑，看的多，经的多。谁好谁坏，心里一比较，就把事情看清楚了。比方，我到了五工区。我看见他们扎钢筋老绑不牢，立刻我就想起了八工区扎钢筋的好办法。我就让五工区的人坐上王五儿的吉普车，到八工区‘留学’。我看见五工区的水管没打好，立刻，我就想起六工区打的水管不露砂子，不出麻子。我就叫六工区的领工员王培英到五工区去传授经验。我看见工人抬土抬到目的地，喜欢把土筐放下来，然后再抬再倒。立刻，我就想起了‘悬空倒土法’的先进经验。我说：‘你们到了目的地，不让土筐落地，就倒土，不是又省时间，又省土筐吗？’我看见工人盖的泥巴房子爱漏水，立刻，我就想起牧民盖房的好经验：‘在房顶糊一层牛粪，糊一层牛粪好比涂了一层油。’
“你们说，要是我不到工地跑，这些我都看得见吗？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就不晓得我该怎样去领导，更不用说出‘点子’，找‘窍门’了。”
丁段长的话一点不假！光拿我来说吧，我这个吉普车就经常变成了“留学”车。有些人说也怪，你叫他“留学”，他还不愿意。就像学了别人的乖，丢了自己的丑似的。丁段长就要说他们：“向先进看齐有啥丢丑的？老掉在别人屁股后面比什么都丑！”原先七工区打水管打得最坏，丁段长硬要他们到六工区“留学”。结果，他们打的水管，比他们的师傅——六工区还打得好。
我这个吉普车不光送人“留学”，还送许多人到工地去。丁段长到工地，有时是一个人坐车，有时他还把别的领导人员、技术人员叫了一块坐车去。有的人本来不想去，被丁段长一叫，就不好意思不去了。
可是，人心就不一般齐。有的领导人呀，不管丁段长怎样叫，硬是不肯去……
王五儿正说得起劲，忽然房门开了。一位通讯员进来告诉我，说是我想访问的丁段长已经从工地回来了。我赶紧跑到段长室去。
丁段长向我摆了摆手，叫我不要做声。原来他正在打电话：
“喂，老马！怎么搞的？我到你们工地去了好几天，什么都看见了，怎么就是看不见你？”
他打完电话，告诉我：这电话是打给一位工区主任的。这位工区主任不爱深入工地，因此，他自己常常变成了提前完成任务的障碍。他曾经反对取消便线便桥，也反对过多揽水管的活……
我看着丁段长说话的脸，一时不晓得该说点什么才好。突然，我记起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的一段话：“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因为共产党员丁万臣用他多年的工作经历证明了这话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