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岗位，共同的目标——记先进生产者代表在五日会议上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不同的岗位，共同的目标
——记先进生产者代表在五日会议上的发言
内容丰富，情绪热烈，依然是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昨天会议上的特色。昨天，全场以一次次的掌声，欢迎了十一位来自祖国各个建设战线上的先进分子的发言，他（她）们有东北伊春林区大森林里的拖拉机手，有鞍钢建筑工地上的挖土机司机，有书店的女营业员，有农业、医药科学工作者，提前两年完成五年个人工作量的机器厂车工，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女筑路队长，献身养猪事业的复员军人，炼铁高炉的工长，建筑工地上的工会工作者，以及铁路建设的先锋——铁道兵团的代表。……他（她）们向大会介绍了他们的各种经验和成就。
大森林里的拖拉机手
昨天会上发言的有二位复员军人，一位是伊春林区的拖拉机手李小学；一位是中国食品公司云南省公司第一仓库主任、养猪能手潘瑞。他们继续发扬了人民解放军不怕艰难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岗位上做出了优良的成绩。李小学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学会了驾驶拖拉机的技术。他说：做为一个驾驶员，保持机车的出勤率，爱护机车的每一个部件，经常的擦洗、上油，不让它有一点磨损或碰撞，不但是自己的光荣职责，也是保证完成任务的关键。我经常早晨两点钟起床，帮助助手烤车，检查部件，作好出车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们做到了熟悉机车每个部分的工作情况和具体能力，决不“能开走就上山”，使机车在工作中保持正常运转，“不耍脾气，不闹病”。每天中午，我们还要检查一次。晚上收车后，不检查一遍，不把机车擦得亮亮的，就是再累，我们也决不去休息。这个每天三检的制度，大大的帮助了我们，使我们的机车一直很健康。由于我们爱护机车，国家要求的出勤率是85％，而我们的4049号拖拉机，却达到了98％。因为我们重视保养机车，机车上的重要部件“牵引钩”和“保险杠”等直到如今还很新。这样，我们每个时期都保证了超额完成生产任务。1953年冬，我们创造了全伊春林区集材拖拉机最高的生产纪录。全组在116天的工作中，一直保持了安全生产，没有发生任何机械和人身事故。我们的4049号拖拉机工作过的山场上，没丢过一根木材。我们在学习了李先安运梢头木的经验之后，又结合实际情况做了一些改进，结果比原来的载运效果提高三倍，并且消灭了压坏机车搭载板的事故。
优秀的书店女营业员
昨天会上发言的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哈尔滨支店门市部营业员牛福亭，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姑娘。她全心全意地为读者服务，想了许多办法把书报送到他们手里。为了做好杂志的发售，就把读者买杂志的情况记下来，每种杂志哪一天、几点钟来的？什么时候卖完的？卖完了以后又有哪些读者来买？把他们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也记下来；同时她又每天把所有杂志点一点，记下来每种杂志头几天销多少，后几天销多少；然后平均算一下，这样大体上就可以逐步了解每种杂志读者需要的规律。基本上克服了杂志积压和脱销的情况。每种杂志销售量都比原来增加了一两倍。
后来她调到第一门市部文艺小组工作，一个人要经管着近两千多种书籍，每月新到的书就有二百多种。首先她开始背诵书名和记住书的摆放位置。读者不多的时候，就挨着次序看，看每个架子上放的是什么书。有时还主动地请同志们来考问。其次又学习了分类。按着书架上的分类牌的次序，逐格地了解在各分类牌下都放的是什么书，以及为什么那样放。
虽然书名是熟悉了，但对书籍内容还是不了解，如果读者要的那种书没有了，就不能介绍同类的书给读者；还有的书内容很好，但由于封面不好看，或者书名不响亮，就没人买，而自己也由于不了解书籍内容就无法介绍。这时，还得熟悉书的内容，向读者主动推荐。她首先看畅销书的前言后记，同时还请同志们给讲不了解或领会不了的书籍。通过这些方法，现在她已经熟悉了一百五十多种文艺书的内容了。以后，又采用了对不同的读者介绍不同书籍和根据书籍内容主动去找读者的办法，来满足读者的需要。去年第四季度，就用这种办法，向读者介绍了一千五百多册。这样和读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熟悉的读者越来越多。现在她和各单位近八十名读者保持着密切联系。
“为扑灭蝗灾而工作”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丘式邦，是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科学工作者代表。他是专门研究蝗虫的。他的发言引起代表们很大的兴趣。他说：“1951年的夏天，我还在英国留学。当我看到报纸上刊登着祖国用飞机治蝗的消息时，我真是兴奋极了。我国两千六百多年来曾经发生过八百多次蝗灾，历史上从来没有彻底解决过的蝗虫问题，现在有了解决的希望。因此我决定及早回国，来供献出我的一分力量”。1952年，他调查了河北和山东两省的主要飞蝗发生基地，参加了实地防治蝗虫的工作，亲眼看到了党和政府积极领导群众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情形，使他深深地受到感动。
他说：我在实际工作中感到有必要建立一套蝗虫的预测预报制度，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侦查工作。我们在研究了侦查蝗虫的技术，研究了蝗区经常和飞蝗混合发生的十几种土蝗的各期的识别以后，提出了“三查”的办法。这办法要求在蝗区内固定专人，分区分片，按照一定的检查方法，长期进行侦查工作。“三查”的内容是查卵、查蝻和查成虫。实行这一套措施，可以科学地掌握蝗情，预知蝗虫的发生和发展，有计划地开展防治工作。我们向农业部作了建议，得到了支持，就在山东省的渤海湾蝗区协助该省建立和训练了我国第一个一千个人的长期侦查蝗虫的组织，对防治蝗虫起了显著的作用。1953年全国普遍推广了这一经验，现在各蝗区都有长期侦查的组织，“三查”办法已在全国蝗区普遍实施，基本上扭转了过去治蝗工作被动、没有计划的局面。
针对药剂和喷粉器供应不足的问题，我们提出了“毒饵治蝗”的办法。1952年以前防治飞蝗全部采用“666”粉剂，每亩地一般喷0.5％“666”粉三斤，改用毒饵后，每亩所用的0.5％“666”粉还不到五两，因此原来只够防治一亩地蝗虫的“666”粉，现在可以防治十亩地，扩大了药剂防治面积十倍。由于毒饵治蝗方法比喷粉方法省药、省工、省钱，不需要任何器械，很受群众的欢迎。毒饵的推行不仅在防治飞蝗方面多了一种经济有效的办法，并且对危害麦苗严重、过去没有办法对付的土蝗也找到了防治办法。现在全国各蝗区已经普遍采用了毒饵治蝗的方法，这个方法已成为治蝗的主要方法之一了。撒饵的方法过去都用人力，一个日工只能防治四十到五十亩地，现在我们已经制成了一架动力毒饵撒布机，预计一天可以撒毒饵一千五百到二千亩。这架机器今年将参加河北省的实地治蝗。
　　修筑“翻身路”的女队长
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的云南花腰族姑娘张地囡，在会上报告了她参加修筑建疆公路的事迹。张地囡是云南省龙武县方丈村花腰族人。她说：我们那里从前是个很偏僻的地方，交通也很困难，运输全靠马帮，买点盐巴要跑一两天的路，还要拿银元去买。1951年，国家要在那里修筑公路。我们听见这个消息喜欢极了。很多人积极响应了政府的号召，参加修路，我也报名参加了。起初，妈妈不答应，因为她在旧社会时参加过修路，自己要带粮食吃，还要挨打受骂。我向妈妈解释，现在不同了，这是修我们的“翻身路”。最初，我参加修昆洛公路。当时才十六岁，工地环境比较艰苦，除了修路以外，什么事都得自己干，我就组织女工，帮助男工缝补衣服，照顾病号，替病人洗衣服，挖厕所，搞好环境卫生。我们还和男工一样的抬石头、挖土等。工余的时间，大家就在一起跳舞唱歌。好多民工看见我们这样，干活也积极起来。我慢慢地学会了汉话，常常把领导上说的话，通过民族语言讲给大家听。大家逐渐认识了修公路的意义，想回家的思想慢慢稳定下来。大家都很相信我，愿意接近我，选我当了副分队长。
我们这个分队有一百六十多人，包括五种民族：花腰族、哈尼族、彝族、傣族、汉族。在旧社会因为受反动派的挑拨离间，互相仇视，时常打架斗殴。这时，在工地上一起干活，一时也合不起来，平常很少说话，开会就争吵，一句话不对头，就打起架来。我和分队长找他们个别谈话，说明民族不团结是反动派造成的，并且揭发了一个当时在分队内挑事的坏分子，引导大家追根诉苦。从此，各族民工的隔阂逐渐消除了。随后，我又到别的组的工作班里干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的困难，这样，几个民族慢慢团结的好像一家人，再不争吵打架了。工作效率就提高了。1954年修个金公路的时候，我被提拔担任中队长。1954年底我们队被评为模范中队。
我先后参加修建了三条公路。公路修通后，给我们少数民族带来的幸福是说不完的。汽车把各种各样的工业品、日用品以及盐巴等运到我们的大门口，把我们当地出产的花生、鹿茸、虎皮、药材等运出去；过去没有见过的电灯、电影、收音机等等，现在都见到了；过去生个娃娃养不起，现在可以上学校；各族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花布、丝线等等，很方便、很便宜的就可买到，男女老幼都打扮起来，许多人都说：“越活越年轻了。”
“转猪栏主任”
复员军人、生猪仓库主任潘瑞的生动发言，博得了全场的掌声。他介绍了许多有趣的养猪方法。他说：有一个时候，我工作的生猪仓库里，病猪、死猪率在40％以上。不病不死的猪，天天喂它吃几十斤的食，可是，它不但不胖，反而越吃越瘦。我很奇怪，这是什么道理呢？我就开始注意起来。我发现我们仓库每个饲养员都有一根大棍子，随时带在身上，常常把猪子打得怪叫，这使我很心痛。我对一个饲养员说：“猪又不懂什么，不要打吧。”不料他朝我翻翻眼说：“你懂什么，猪不打是不行的！”不久，我到武汉冻肉加工厂去参观，才知道棍子打在猪身上，便留下一条条的伤痕，并且影响猪肉的质量。回来后，我就叫饲养员别再打了。他们见我不懂业务，不听我的话。我生了气，半夜爬起来，把棍子统统烧掉了。他们知道了，都骂我说：“猪又不是你的爸，为什么打不得？”我说：“猪不是我的爸，可是人民的财产呀。”我一方面告诉他们，这样打，把猪打伤了，就要影响猪的质量和出口。另一方面，我自己不用棍子也管了一百多头猪，这样才扭转了打猪的风气。
我们仓库只能关一千多头猪，可是1954年初，忽然一次运来了七千多头，弄得仓库里里外外都挤满了。由于管理不善，缺乏健全的制度，加之人少地方小，几千头猪在泥里、水里、粪里打滚，结果发生了大量死亡。最多的一天死了126头。仓库周围的居民看到这种情形，都很气愤，骂我是“死猪主任”。当时，我真没办法，看见猪一批批死去，急得直哭，我就同职工群众研究商量挽救的办法，如增加饲养设备、铺地板、垫稻草等，经过多次努力，和领导上给我们增加了干部，拨款造了猪栏，严重的死猪现象才算扭转了。从此，我就常常在猪栏转。人家都叫我是“转猪栏主任”。我不但在猪栏内看，而且和大家一齐干，不懂的就问，慢慢就熟悉了业务。我看到猪进了栏老是咬架，常常咬得头破血流。有一次，我刚睡下去，猪就吱哩哇啦的咬起来了，要是人不去喝一声，它们会一直咬个不停，这样，猪就得不到休息。人睡不好觉要生病，猪当然也是一样。我起来就去喝了一声，但我一转身它们又咬了。我在心里琢磨：“为什么要咬架呢？怎样能叫它们不咬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蹲在黑角落里偷偷地观察，接连看了好几天，经过和同志们共同研究，找出了咬架的原因。原来各地方的猪性格不同，有的猪是在山上长大的，性情急躁，爱打架，本地猪胆小怕人。胖猪跑不动，吃了要睡，小猪像小孩子，死调皮，所以要闹磨擦。根据这个发现，我们把猪按地区不同分别关开，它们就不咬架了，吃了食能安安静静的休息。爱打架的猪在一起虽然还要打，但它们“棋逢对手”，打一会就不打了。
后来，我又经常和人家仓库里的同志一齐研究，怎样减少病猪、死猪。搞了二十多年生猪业务的曹登高，告诉我一句湖南土话：“栏干食饱，长肉活宝”。意思就是猪住的地方干净，睡得好，吃得饱，猪就能长得好。那时，我们仓库里脏得一塌糊涂，一里以外就能闻到臭味。猪栏里猪粪堆的老厚，猪子一天到晚在粪里打滚。猪得了传染病，也没人知道，死了好几头才把它们拉出来。这怎么能叫它不死、不病呢？我动员所有的饲养员，把猪栏打扫清洁，我自己带头，脱掉鞋袜，卷起袖子，打扫猪粪，猪栏里常常消毒，又规定了扫除的时间。从此，我们仓库的臭味就轻了。
我在猪栏里，常看见猪子吃不饱，肚子是瘪的，有时猪在食槽里吃了几口，就摇着尾巴走了，这是什么道理呢？人常常因为饭菜不投口而吃不饱。猪是不是这个原因呢？以后，我看见猪喜欢吃的食，抓点放在自己嘴里尝尝，猪不喜欢吃的，也弄点尝尝。尝了几次，知道猪喜欢吃有甜味的东西，酸的、苦的它不吃。我和煮食的同志一齐研究，经常把猪食煮得有些甜味，猪见到这个食，就都点头拍耳的把肚子吃的滚圆滚圆的。
经过我们全体同志的努力，我们仓库的猪子死亡率和病猪都减少了。在1954年下半年，第一次发现猪子长了肉。这是仓库里从来没有过的事。1955年，我们仓库全年进仓十六万多头猪，长肉七十多万斤，算起来每头猪每天长肉一斤多，为国家增加财富二十六万多元，如果出口，就能换回钢材一万九千多吨，全年只死了二十五头猪。今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死过一头猪。每头猪每天长肉一斤四两。我看到养猪对国家有这么大的贡献，我再也不想离开生猪仓库了，我要干他一辈子。
发展祖国的医学遗产
电针疗法的创造者、陕西省西安第一卫生学校电针疗法教研室教员朱龙玉，在昨天的会上介绍了创造电针疗法的经过。他说：1951年人民日报上连载了几篇“针灸疗法”的文章，这时我正在学习解剖，但它引起了我学习针灸疗法的很大兴趣。为了真正体会针灸的作用，我首先在自己身上做针刺试验。苏联的学者们用过电麻醉和电催眠。于是我想在针上加以电流，希望能发生这种作用，我向领导上反映了这个意图，党和行政立刻支持这个意见，同志们也热情的帮助我做实验。1953年拨了款，并调来十几个工作人员，在西安卫生干部学校成立了电针疗法研究室。在党的支持和群众的协助下，两年来我们创造了低周率、高周率、单极高周率、直流电针机等几种电疗机。朱龙玉说：试验结果证明，电针疗法的作用可以治疗：神经、消化、呼吸、泌尿生殖、肌肉关节风湿、皮肤病及精神病等七类病中的七十多种疾病。就治疗一千八百人的病例来看，有功效的达86％以上，其中治愈率占37％。在经济意义上说，以治疗精神病来看，电针与胰岛素疗法效果几乎相等，而一个病人用胰岛素的药费约在三百元以上，电针所用的电费最多为二元一角。在学术的意义上说，通过临床治疗看出电针不仅能治疗官能性疾病，还可以治疗某些器质性疾患。
在昨天的会议上，其他代表的发言也都非常生动，精彩。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始终充满在广大的大会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