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天才”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国际札记

“倒霉的天才”
杜勒斯屡屡夸耀他的天才的发明——“旅行外交”。
今年一月，他计算了一下，在他任职的三年中，一共曾在世界各地“旅行”了二十二万六千六百四十五英里来处理“重大的问题”。最近，不过相隔四个多月，他的“旅行”纪录已增加到三十一万英里了。
杜勒斯把他的“旅行”外交，称为“改变”了“对国务卿这个职务的基本概念”。他说，他发见他在一次长途的飞行的安定的气氛中能够比他呆在国务院的办公室里“工作得更加有效”。
杜勒斯怎样理解“国务卿这个职务的基本概念”，局外人当然莫测高深；不过从美国国务卿所执行的外交政策来说，杜勒斯风尘仆仆满天飞，比起他的更多地呆在国务院办公室里的前任来，是否较有成效，人们是不难根据事实作出判断的。
杜勒斯争辩说：“一味用老式的交换照会的方法是愚蠢的。”而他的飞到各处地方同各国政府官员面对面地交谈的办法要有效得多。
在这里，杜勒斯承认了过去美国那种惯常坐在华盛顿发号施令的方法已经大大不灵了，需要国务卿劳驾亲自到各个现场去进行工作。但是，这个“新”的方法，在支撑破产了的“实力政策”方面，效果是否稍微好一点呢？
美国有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最近委婉地问道：“杜勒斯先生旅行过三十一万英里了，能说在全地球散布了良好的谅解了吗？”李普曼客气地没有提出正面的答案。
答案其实是并不难找到的。
只要举杜勒斯自己曾经最洋洋自得地吹嘘过的曾经把美国带到“战争边缘”的几次旅行作为例子：
一次是在1954年4月，他匆匆忙忙地飞到伦敦，又飞到巴黎，去策划扩大干涉印度支那战争，并要他的伙伴们同意美国使用原子武器来“炸毁中国共产党在华南的基地”。
另一次是在1954年年底和1955年初，杜勒斯访问东南亚，大肆恫吓和威胁说：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战争打算“是认真的”。
这两次“旅行”甚至在美国的“同盟国”和杜勒斯的“同胞”中间也没有引起谅解。对杜勒斯的“战争边缘”叫嚣的抨击、怒骂和嘲笑，像巨大的浪潮一般，从世界每一个角落里，也从美国各阶层里涌出来，一致向他围攻，迫使这位夸口者不得不改变调子。
再说，今年以来，杜勒斯自吹自擂的新的几万英里的“旅行”——无论是参加今年三月举行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会议或是出席五月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都是最没有成果和最不受欢迎的。
杜勒斯最近承认：“世界正处在一个接连不断迅速发生的重要事件改变着欧洲、近东和亚洲的面貌的时刻”，这种新局势使美国的外交工作“更加困难”。
究竟是怎样一种局势使得杜勒斯感觉起“困难”来了呢？是这样的局势：杜勒斯的“旅行”要煽动恐惧，但——用杜勒斯的话——“恐惧情绪已经不再存在”；杜勒斯的“旅行”继续对他的盟国施加压力，但——再用杜勒斯的话——“盟国不再感到……必须消除分歧了”；杜勒斯的“旅行”硬要和平中立的亚洲、中近东国家屈服在他的“保护伞”下，但——还是用杜勒斯自己的话——“中立主义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有利的方针”。
对于贩卖所谓“解放”政策的杜勒斯来说，最不能够使他泰然自若的大概要算他的这样一个结论了：“我们不能使世界上已经发生的事情恢复原状”。而恰恰是这一点决定了杜勒斯外交——不论旅行纪录多少——的倒霉的命运。
因此，如果可以说杜勒斯以他的天才发明胜过他的前任，那末用英国“观察家报”的话来说无疑更为恰当：杜勒斯有的是“倒霉的天才”！
（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