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在太原审判富永顺太郎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在太原审判富永顺太郎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
新华社太原2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六月十日、十一日在太原对富永顺太郎在日本侵略中国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一案进行了审判。审判结果，法庭认定：被告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有参与策划和推行各项警务、特务措施，建立傀儡政权，组织领导特务间谍活动，抓捕、刑讯、奴役、残害中国人民等罪行；在日本投降后，又犯有阴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继续潜伏中国，勾结汉奸和蒋介石集团特务组织，进行间谍活动，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等罪行。法庭在十九日宣布判处被告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期自判决之日起算，判决前关押的日数，以一日抵徒刑一日。
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长是朱耀堂，审判员殷建中、军法上校张剑，国家公诉人军法中校丁明。
被告人的辩护人有王乃堂、倪彬彬。
在旁听席上的有太原市各界人士和人民解放军驻军代表约三百人。
法庭在宣读起诉书后开始进行事实调查。在事实调查过程中，法庭除听取了被告的供述外，还听取了六名证人的证言，并根据种种证物对被告人进行了讯问。
在事实调查过程中，证实了富永顺太郎是一个长期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日本特务骨干分子，自1933年起，就一直依托东北和华北的日伪铁路机构，参与策划、组织、领导对中国人民的警察特务统治和间谍活动。
被告人自1937年9月到1940年5月在华北日伪铁路系统参与策划了扩充和加强交通警察机构的计划，并督导所属贯彻实施了“抗日思想言动取缔”、“集会结社取缔”、“警备情报搜集要领”等多项特务措施。由于被告人这些罪恶的计划，使各铁路线警务机构构成了一个刺探抗日军民活动的庞大的情报网。
自1940年起至日本投降，被告人又在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资业局第二交通课任课长职务，这个课后期改为北支那交通团防卫本部交通地志室，是一个持有军事目的特务间谍机关，通称“富永机关”。它的任务是搜集华北、西北、华中、西南、内蒙古等地区的交通、军事、政治、经济的情报，搜集到的最主要的情报有陕西、宁夏、甘肃、新疆、青海、河南等省的军用地图资料和西北地区抗日潜力的调查研究资料等。此外，他还搜集了建筑从东亚到柏林的所谓“欧亚横贯铁路”的有关中国部分的资料。当审判长问到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策划建筑这条铁路的目的时，被告人回答说是“企图强化当时‘轴心国家，的联系，扩大侵略战争。”
被告人在1939年4月至1940年5月和1941年7月至1942年11月期间，还兼任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警务部（后改称警务局）铁道外事警察班（后改称中央特务班）班长，组织、领导了大批特务分子在北京设立班本部，并且在北京、天津等地设立分驻所和伪装为商店的“中外兴信所”等特务分支机构，刺探抗日军民活动情报和以刑讯、暗杀等手段，迫害旅客、平民及铁路员工。
日本投降后，被告人仍然继续潜伏中国境内，妄图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并且为再度侵略中国作内应。被告人曾经为组织潜伏武装和原北支那交通团长官宇佐美宽尔进行了密谋，并通过他的亲信伪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爱路训练处主任宋大为和汉奸荣耀、蒋介石集团特务分子徐文乔相勾结，以原北支那交通团属下的路警和装备为基础，企图组成一支庞大潜伏武装——“护路总队”，并且实际上在富永机关旧址成立了这个护路总队的司令部。
法庭传宋大为出席作证，宋大为向法庭揭发了被告人潜伏的目的，他说：被告人在日本投降前后向他说：“日本势力一定会重来中国，我们要留在中国作为内应。”
被告人在1945年冬，曾通过特务分子富施富吉娜搜集了中国东北地区军政活动等情报达六十四件之多。
被告人还和蒋介石集团军统特务分子马汉三等相勾结，以原“富永机关”的全套侦收设备为基础，并以所属特务分子为骨干，组成蒋介石国防部第二厅北平工作队
（后改北平电讯支台），进行间谍活动，“北平工作队”上尉资料整理员金伯群等三人被传到庭作证。他们证实：被告人在充任副队（台）长期间，积极领导这一特务组织侦收我解放区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报送蒋介石国防部并曾获得奖金。1946年5月和1948年10月，被告人曾两次去南京参加蒋介石国防部召开的电波情报会议，并出谋献策，建议在青岛、沈阳、归绥等地建立无线电测向台和侦察电台，侦察我人民解放军动向。被告人还曾向反革命特务头子戴笠提供了我解放区通讯网图表。
庭审调查完全证实了被告人所犯的种种罪行。
法庭在辩论过程中，王乃堂律师替被告人辩护指出：被告人对他所犯的罪行已经有所悔悟。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从宽处理。
审判长给予了被告人以最后申诉的机会，富永顺太郎说：“审判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光明正大进行的，我只有低下头来对自己的罪恶加以反省。”他还说：“但是苏醒了的我的良心，不容许我要求对我宽处。多么重的处分我都愉快的接受，我低下头来，向中国人民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