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义的法庭上——公审铃木启久等八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旁听记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在正义的法庭上
——公审铃木启久等八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旁听记
本报记者　李高
走上法庭的旁听席，抬头望到高悬在审判长座后墙上的金光闪耀的国徽的时候，我不禁低头看看脚下的土地。就是这圣洁的土地，当年却曾无辜地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蹂躏。现在，中国人民正在这土地上忙着建立工厂、学校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建立了这样一个法庭，对曾经闯进我国杀人放火、胡作非为的八名罪行严重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进行正义的审判。这不只是为了清算过去，也是为了保卫未来。
审判中揭露出来，这八名罪犯的罪行都是非常严重的。法庭在进行事实调查时，首先讯问了被告人藤田茂。起诉书上控告他的主要罪行有七大项。其中一项是1939年4月他担任联队长时，指挥命令部下包围山西安邑县的上段村，杀害和平居民一百余人。法庭传召了张葡萄出庭作证。她现在是五十岁的老太太了，当时她和其他被害人一起被赶到井边，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和一个四岁的女儿都被杀害投入井内，她也被打伤推入井内。在她当庭哭诉了事件的经过后，藤田茂供认这“一切都是事实，我愿接受任何严厉处分”。藤田茂的另一项罪行是他从当联队长到师团长期间，经常训示部下军官要用活人作“靶”来对士兵进行“试胆教练”，又曾下令“将俘虏在战场杀掉算入战果”。出庭的一个证人过去曾亲自看到、亲耳听到藤田茂向他的部下作这种罪恶“训示”，在作证中把他当时说话的时间、场合都叙述得清清楚楚。此外，藤田茂还有强迫和平居民“踏探地雷”等残酷罪行，每一项都有人证、物证当庭证实。藤田茂都一一供认属实。
接着被讯问的被告人铃木启久。在他先后任联队长和师团长时，曾命令部下在河北滦县潘家戴庄等处所制造的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大惨案六起，其中潘家戴庄惨案就杀害了和平居民一千二百八十余人，烧毁民房一千余间。其他六名被告人也都各有许多项严重罪行。其中上坂胜曾制造杀害八百余名和平居民的河北定县北疃村惨案。船木健次郎曾命令部下对开运动会的学生和居民施放毒气伤害四百余人来显示毒气“威力”。鹈野晋太郎曾残酷地砍杀和虐杀许多我被俘人员。榊原秀夫是人所周知的细菌战部队——原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即石井部队）下的一个支队长，曾大规模培养细菌、繁殖跳蚤、搜养老鼠，积极准备进行细菌战。对他的罪行，除了有证人出庭作证外，还由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孟雨等三名专家出庭作了鉴定。
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活动，充分表现着我国的检察、审判机关工作中的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和高度的民主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这一案件进行了长期的侦讯，取得了大量的确凿的罪证。起诉书上所控告的八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是根据920人的控诉、266人的检举、836人的证词，把每一项都查得水落石出了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开庭公审前五天，就把起诉书和日文译本送达了各被告人，并为他们指定了辩护人，使他们都有时间进行出庭的准备。在开庭第一天，审判长向被告人解释了他们有充分的辩护的权利。法庭指定的辩护人，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了有利于被告人的一些情节和理由，为每一被告人作了辩护。法庭上的每一句话，都当庭用日文翻译出来，使被告了解。另外，法庭还接纳了大量的人出庭旁听。对于这些情况，被告人藤田茂在审讯终结时的最后陈述中说：“我在这个法庭里，接受了中国人民严肃的、光明正大的、实事求是的审判。现在我准备心甘情愿接受这个法庭的判决，以便改过自新。”
所有受审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法庭上都作了悔罪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表示。铃木启久在最后陈述中说：“我杀害中国人民的手段，是残忍的、毫无人性的，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忘记的，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对我的罪行担负全部责任。”上坂胜在提到自己的罪行后说：“我这样的人，就是判处死刑，也不能弥补我过去所犯的罪行。我现在诚恳地向中国人民谢罪，而且愿意接受任何一种处罚。”
法庭根据各个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宽大处理的原则，作出了正义的判决。
我访问了出庭作证的一些受害人，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年杀害了他们的亲人、伤害了他们的身体，但是，和千百万坚强的中国儿女一样，他们爬起来又更坚决地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胜利永远是属于正义的。受过他们的伤害的李作芹现在已是山东莱芜县茶叶区的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当时变成了孤儿的李德祥现在是河北定县明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长，丧失了丈夫和公婆的张葡萄已是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员的幸福家庭的慈祥的祖母了。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建设着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李作芹抚摸着斑白的胡须对我说：“我们国家审判外国战争罪犯，这是从没有过的事。这是国家有力量了，有地位了。政府给我们申张了正义。”李德祥说：“想起我的亲人，判他们死刑也不解恨。可是看他们都低头认罪，凶气磨下去了，我觉得对他们可以宽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