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工作中碰到的两个问题——张国藩代表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大学教育工作中碰到的两个问题
——张国藩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彭真副委员长所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李副总理的报告不但详细地介绍了我国财政和经济健康发展的情况，也指出了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以及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这种实事求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我是一个大学教育工作者，我想就我们在工作中碰到的两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第一，是有关培养建设干部与工业建设的关系问题。前几天李富春副总理的发言中所谈的三个关系问题，对我的启发很大。他说：“重工业的发展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基础上积极地发展轻工业。”这是完全正确的。由此我就想到培养建设干部与工业建设也有一个关系问题。
总的说来，我们的党和政府对干部培养事业从来是重视的。就经费预算来说，每年都有很大的增长；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的人数，每年都有急疾的增加。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培养干部工作与工业建设的对比关系上。
大学的毕业生首先要输送到工业建设部门，其次才是留在学校内作教学工作。由于企业部门日渐增长的需要，学校每年招生任务也是随之加重的。任务重，师资缺，边教边学，“低年级教高年级”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着，因而教学质量就很难保证。鉴于这种情况，有一次我们学校的苏联专家对我们说：“你们学校师资缺乏，为什么不从工厂企业中调一些人来？”他说苏联有一种法律，学校可以指调工厂企业单位的任何人到学校来作教学工作。我们回答说：“我们倒没有想到从工厂里调人来，只希望能多留几个毕业生当助教就心满意足了！”
根据了解，医学院及其教学医院与医疗预防业务部门，在使用高级医务技术人员和医疗业务分配上，也有类似的矛盾关系。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问题的另一面是，当学校提出基本建设，向国内外购置设备的时候，却在“要首先保证工业建设任务完成”的原则下，
“排队”常常是排在工业建设后面的。常因为这个原故，学校向国内外的定货不能完成计划。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中说1955年社会文教费支出只占预算的82.82％。原因的一部分固然由于积极的节约，一部分也由于在“排队”的时候，社会文教部门排在靠后了，没有得到开支的机会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在进行工业基本建设的时候，一般的工作顺序是收集资料，勘测，设计，然后施工。这些工作都是要有人，要有熟练技术的人，才能作的。所以学校训练干部的工作实即是工业基本建设最前列的准备工作，学校在担负输送干部任务的时候应排在最前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也确是如此。但是当考虑到学校要取得培养干部的条件，如增添师资，购置教学设备的时候，学校的地位就变了。它不是排在工业基本建设的前面而是排在很后面。高等学校培养干部的工作经常是与一般社会文教福利事业同列的：例如在国家预决算项目上就是这样列法的，在与工厂企业等单位的往来关系上，不少同志也是这样看法的。这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神秘关系，我想不能算是很合理的，希望能研究调整一下。
第二，是关于“严格”执行计划对科学研究所产生的困难问题。我最近视察了天津市的八个科学研究机关，大都反映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科学研究和合理化建议的过程中，一般来说，是很难预先对物资供应的要求提出计划的。一个人在研究的过程中很难预料将发生什么情况和相应的设备需要。他们常需要临时购买小量的物资，如五金器材、钢材、水泥、药品、仪器之类，而这些物资中有许多是“调拨”材料，要按计划供应。事先若没有计划，就买不到。纵是通过东找西找，设法找到了，而在预算上没有这笔预算，银行监督是不批准的。通过呈请转批手续，钱批准了，货买到了，要送到加工厂去加工制造，加工厂说没有事先列入计划，只好从缓。好多单位把这样寻找器材，银行审批，要求加工厂加工制造称为“撞三关”。“三关”就是撞过了，时间就是几个月过去了，这就对工作带来了不少的损失。
为解除“三关”的困难，以后关于科学研究的少量物资供应是否可由省、市物资供应部门集中储存一部，以便根据需要，随时供应。银行对科学研究经费的开支，只要使用单位负责人批准就可同意开支，不必按一般预算的计划手续办理。关于加工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反映了这种情况，天津市打算指定几个工厂负责研究机构的加工任务。我想这样，问题就大致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