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所学的技术尽量贡献出来——王洵才代表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把我所学的技术尽量贡献出来
——王洵才代表的发言
我听了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之后，就找出去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李富春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互相对阅比较，俾便求得五年内每年平均之计划数字以作为进行研究上述的决算和预算之根据，经过详细分析之后，我对于此项决算和预算觉得令人非常满意，例如李富春副总理在其报告中曾说过“五年内新建成的铁路干线和支线共四千公里以上”，这就是说每年平均要建成的铁路应在800公里之数，而实际上，则如李先念副总理所报告的1955年决算系铺轨1，222公里；1956年预算将要铺轨1，985公里，均远远超过800公里之每年平均计划数字。再举一例，李富春副总理在其报告中又曾提到五年内原煤的每年产量“从6，353万吨增加到11，300万吨，增长0.8倍”，这就是说原煤的计划产量每年递增率约系12％，而实际上，则1955年决算原煤产量较1954年增长17％，1956年预算原煤产量比1955年同样的要增长17％，亦均远远超过12％之计划递增率，虽然是在1955年决算内有数项轻工业产品比1954年的产量略为减少，乃系由于原料临时限制所致，毫不足以影响我们届时完成五年计划，犹之京沪特别快车，决不至因为在中途临时多停车数分钟而影响到达终止站之正点。总而言之，1955年之收入决算为原预算数之96.98％，相差仅3.02％，1955年之支出决算为原预算数98.41％，相差仅1.59％，这就是说其相差数均在5％以内，其准确性均在95％以上。以我二、三十年来在工程方面审核预决算的眼光来看，觉得决算与预算相差如此之微真是难能可贵，且也年来我国基本建设之广大，工业产品之繁多均系史无前例，但经济核算制度尚未普遍推行，而预决算竟能如此之细致准确，实是令人非常满意的，因此我对于1955年决算十分同意，对于1956年预算更是十分同意，并且十分拥护，谨向大会建议予以批准和通过。
诸位代表，我是一个土木工程师，解放前我已在铁路上服务20余年，每日所作之事无非是为领材料、领工资等例行公事盖盖官章，很少有机会做些新建工程，因此那时候的工程师即使有技术本领亦无由施展。
解放后不久，济南铁路管理局于1950年1月派我参加津浦线上的淮河明光两座大桥的修复工程，共产党竟对我如此的信任，使我感到非常光荣，并使我觉得共产党是我知己的朋友，所以尔时虽然刚刚解放，但我对共产党从无如某一些工程人员曾存有疑惧的心理，在施工地点我与共产党员日夜相处，在工作中我有甚么就说甚么，我有意见就提意见，他们对于我所说的话所提的意见，真是“言听计从”，这两座大桥终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仅仅施工五、六个月，在洪水来到以前如限竣工通车。此后，我随即被提拔为济南铁路管理局副局长，这真是我梦想不到之事，固然按我在铁路上之资历而言，尚可以说当之无愧，问题是在反动时期若无私人或宗派等关系，可以说永远当不上铁路局的局长或副局长等要职。1953年我又被派参加新建铁路的工作，到现在为止，前后修筑蓝村烟台线、萧山宁波线、武昌大冶线、河南漯河市附近之平顶山等线，其中有已通车者，有尚正在施工者，在这些工程中我深深的体会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突飞猛进，亦是我过去所梦想不到之事。在这几年来，每一年的时间，我所参加新建工程的工作量，就远远超过我在解放前工作20年的工程数量，我感到我虽是一个年岁衰老的工程师，而尚有机缘在毛泽东时代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真是莫大的荣幸。过去我于唐山交大毕业后，又去美国研究市政建设工程二年，实习钢材结构工程三年，时常幻想仿效“职业医生”，当一个挂牌的顾问工程师，我现在纵然已经是铁路上的老人，但我的心还是年青的，极其希望把我所学的技术尽量能贡献出来，因此在公余之暇还时常偷偷摸摸的作一个“儒医”式的顾问工程师，若是有“不耻下问”者，我必将我一得之愚尽力的为人民服务。我还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充实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技术，以期更好的更多的为国家效力，以便提早和超额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这才不辜负共产党对我的信任和提拔，我这才不愧当一个人民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