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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6-07-01
第8版()
专栏:

关于田间的诗
玄珠
有人批评了田间的近作——街头诗“唱吧,青年人!”(诗见于“中国青年”本年第七期)认为这些诗使人“感到的,只是诗人心灵上的空虚,对实际生活、实际斗争的冷淡的态度;”然后下了结论道,“这是诗人脱离了实际生活、实际斗争,政治热情减弱了的结果。”
我也曾把田间这组诗,反复读过;我也不认为这是好诗。但是也还不曾感到,这只是“诗人心灵上的空虚,对实际生活、实际斗争的冷淡的态度。”因而我也就不能同意“这是诗人脱离了实际生活、实际斗争,政治热情减弱了的结果。”
这也是近来流行的公式,对于曾经写过好诗的老诗人的失去了光采的近作,总是加上这么一个判断:“这是诗人脱离了实际生活、实际斗争,政治热情减弱了的结果。”
事实就是这样简单么?我以为未必然。
尤其不能把这一个标签贴到一切没有写出好的近作的老诗人的身上。因为“每个不幸的家庭,其不幸的原因各不相同。”
就田间而言,我以为他近年来经历着一种创作上的“危机”:没有找到(或者是正在苦心地求索)得心应手的表现方式,因而常若格格不能畅吐,有时又有点像是直着脖子拚命地叫。
诗人的特点之一,是他唱的什么歌(这里主要指内容),不能不有相应的、和谐一致的什么调(这里主要指形式)。田间在抗战时期的作品,内容和形式是取得一致的,这就是闻一多称之为“鼓声”那样的节奏和愤怒的情绪。这种诗的形式,不必讳言,有点模仿马雅可夫斯基。然而因为俄、汉文字构造的大不相同,勿庸讳言,这种模仿是十分牵强的,有时甚至有点可笑。田间大概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后来他就丢掉了这件曾经使他雄纠纠地跳上台来的外套,但不幸是他屡次试裁新装,却还没找到最称身的。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不能使之绝对化,但也不能忽视;特别在诗。近来曾经热闹地讨论过李后主的词,我请以词为例。李后主的词都是小令,这和他的内容是吻合的。如果要辛将军那样的上下古今,金戈铁马的内容来牵就“虞美人”、“浪淘沙”那样的词调,就将一无是处。
我们这时代的诗人,比起散文作家来,多一重任务,即是诗的形式的创造。换言之,我们这时代的诗人,如果不是独具个人的风格,而求光采长耀,也许是不大可能的。有些诗,似乎颇有热情,有想像,但实在也因为它写得长;以长取胜,算不得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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