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罪和感恩——被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访问记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悔罪和感恩
——被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访问记
本报记者　李高
蓝色的列车驶过了山海关。这是中国红十字会从抚顺接运295名刚被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前往天津的专车。
在一节车厢里，有一个日本人噙着眼泪在对着窗外出神。记者们问他为什么难过。
“是的，我正在想心事。”他躬身站起，眼泪夺眶而出。“我叫岛津酉二良、战时当宪兵，在山海关北面的一个山隘口驻扎过，做过许多坏事。有一次，我闯进人家，把一对新婚夫妇杀死了。现在，我这犯罪的人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就要回国和我的母亲、弟弟团聚了，可是，被我杀害了的人再也活不转来了。当我看到山海关附近的山岗，看到沿途的和平生活景象的时候，我越想越难过。”
在这列火车上，岛津酉二良并不是唯一的有这种感触的人。在一天一夜的旅途中，每一节车厢里都有许多人在沉思默想或者谈论他们的感触。他们在同中国记者们交谈的时候，不是流着眼泪忏悔自己的罪行，就是再三再四地对中国人民宽赦他们表示感激。宇波彦次郎曾在我国东北做过十多年警官和警察局长，拷打、杀害过许多中国人民。他说：“像我过去所犯的罪行，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但是中国人民宽赦了我。当听到免予起诉决定书的时候，我感激到了极点。”谈着谈着他就哭起来了。
这样一批曾经积极参加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人，今天能够有所悔悟，是经历了很长的过程的。
我访问过抚顺战犯管理所，那里原来关押着九百多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包括最近公审判刑的铃木启久等八人和第一批免予起诉的295人在内）。其中有曾经指挥日本侵略军队，犯下各种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原则的严重罪行的高级军官；有直接进行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有操纵伪满傀儡政府、奴役我国人民的日本高级官吏；也有无恶不作的宪兵、警察和特务分子。我国检察机关几年来在侦讯他们的犯罪行为中所积累的案卷，堆满了几间屋子。
大多数人在刚被关押的时候，曾经想要掩藏自己的血手，自称为“无罪的人”，有的人还抱着军国主义思想，幻想将来东山再起。另一方面，他们又全都害怕受到严厉的惩罚。罪行严重的铃木启久说：“如果中国人民像我过去对待中国人那样对待我，那我一天也活不了。”
可是，我国政府一面严肃地侦查他们的罪行，同时又以人道主义的原则对待他们。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旧址，原是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爱国志士的一所监狱。做过那个监狱的典狱长的一个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现在就关押在这里。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指点着窗外的房屋，谈起这里过去作为日本侵略者的监狱和现在作为中国政府的战犯管理所的前后对比：——过去的监号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冻一层冰，夏天充满苍蝇蚊子；现在安了暖气，装了纱窗，还定期消毒，见不到蚊蝇。现在的暖气锅炉房和面包房，原来是日本侵略者强迫中国爱国志士做苦工的工厂。现在的运动场，是过去强迫中国爱国志士种菜、养猪的地方。过去一所折磨中国爱国志士的暗室，现在变成了为战犯们治病的医务所的药房。现在战犯们用的浴室，过去是日本侵略者的仓库……他还谈到：过去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只给所谓“犯人”每餐一小碗高粮米饭，强迫他们从天亮到天黑做苦工，许多人被虐待和拷打致死，他自己就在这里打死过人。而现在，中国管理战犯当局保障犯人的生活和健康，不打不骂，不侮辱犯人的人格。
记者问他对这些有什么感想。他说：“我想，中国人民给予我们以这样的人道主义待遇，是出于崇高的人类爱。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和平的、互相帮助的、谋求更美好的生活的社会，所以对我们这样过去犯了像鬼一样的罪行的人，也当做人看待，让我们走正当的道路，不再犯罪，从新做人。”
可是，在最初的时候，那些从前只知道做坏事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对于中国人民给予他们人道主义的待遇是很难理解的。例如，战犯管理所修暖气锅炉房的时候，有的人曾以为是在盖“杀人房”；修医务所的时候，有的人就害怕拿他们“做细菌战试验材料”，因而曾经无端恐惧过一阵。前日本宪兵少尉石田传郎对记者说：“在这里，事实总是和我所想的相反，这才使我悔悟到，过去四十年的道路是走错了。”
就在中国人民这种人道主义待遇的感化之下，许多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开始悔罪了。记者访问过他们中的许多人，每一个人一开口总先要对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人道待遇表示感激。这次被释放的佐野一，本来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后来他患了直肠癌，肛门狭窄，病情危急，管理当局把他送到医院，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才把他挽救过来。病愈出院之后，他写了一篇手记，供认了自己过去拷打、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并且详细描写了中国的医生、护士为他治病的经过，表示悔罪。这篇手记当众诵读的时候，听到的犯人都和他一道流泪。
几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促使许多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低头认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最大的是朝鲜战争。起初，大多数在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都以为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敌不过美国侵略者的，有的人还幻想美国人会打进来，释放他们。可是，朝鲜战争的结果完全和这些人所料想的相反，使得许多本来很顽固的人也看到了中国人民力量的壮大，不得不丢弃“武士道”精神，低下头来认罪。关于日本国内的许多情况，有些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起初看到报上所说的还不大相信，但从1954年开始，他们陆续收到家信，才知道有的人的亲属已在广岛被原子弹炸死，有的人的亲属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过着屈辱的生活。这就使许多人醒悟过来：自己所参加的侵略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害，而且使日本也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因而供认罪行，表示悔恨。
在管押期间，战犯管理所还对他们进行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教育，并给他们以各种学习的机会，为他们购置了二千三百多册图书，订了中日两国的一些报纸和杂志，购置了一部分乐器，并经常放映电影。在学习和活跃的文化生活中，有些人也逐渐辨别了是非，思过悔罪。其中还有一些人由文盲变成了能读能写，许多人学会了唱歌、作曲、舞蹈或演奏乐器。他们组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乐队和七十多人的合唱队，经常举行文艺晚会。在这次从抚顺到天津的路上，每当火车停得稍久的时候，他们就拥在月台上、齐声高唱着保卫和平的歌曲。
这一批次要的和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终于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六月二十一日，他们听到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免予起诉决定书的时候，许多人都感激涕零，全体举手要求发言，一连有八个人发表了感想。其中的宫崎敏夫泣不成声地说：“我过去在矿山当电工，后来放下锤子，拿起枪杆，参加侵略战争，杀害过像我父亲那样的中国人民，污辱过像我母亲那样善良的妇女，杀死过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孩。这种罪行是不能饶恕的。但是，中国人民宽赦了我，还教育我怎样做人。我今后要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回到劳动人民队伍中去，来回答中国人民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