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真正的中国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我看到了真正的中国
密凯尔·开昂作
章枚译
我在那地图上叫做“中国”的地方待了八个多月才找到真正的中国。我到那地图上叫做“中国”的地方，是从世界大商埠之一的上海进来的。我到那真正的中国来，则是经过山东海岸上的一个小小的渔村进来的。
我坐着一只航海的大洋船来到上海。在上海所有的码头上，从世界各处来的船只正在大量卸货。在外滩，在上海所有的马路上，奢侈的汽车闪耀着红的，绿的，蓝的美丽颜色。和世界上别处一样华丽和现代化的高大楼房，耸立在天空里。商店里堆满了华丽的绸缎，贵重的照像机和自来水笔，巧克力糖和奢侈的罐头食物。但是在这些商店的玻璃窗底下，我看见生病的要饭的小孩蜷缩着睡在那里。我在较大的马路上走了许多里路，而到处我都看见男男女女和小孩在饿着，在病着，穿得破破烂烂。
我以一个外国公使馆职员的身份，曾和所谓“中央政府”的大小官吏谈过话。我和这些官吏谈话，有时是在他们常常借以请客的浪费的鸡尾酒会里面。有时是在他们华丽的现代化的办公厅里擦得发亮的大书桌旁边，或是在他们那夏天有冷气，冬天有热气的家里的奢侈环境当中。他们穿着整齐的制服和华丽的衣裳显得很不错，而从他们的嘴唇上溜出来的词句也是显得满好听。但是若有人在他们会话的光滑的表面底下去发掘一下，总会发觉他们老是失去信心、不安、傲慢、急燥、不满和过分挑剔。我发觉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的年轻的男女们，回到自己家里时，总是悲观而不愉快，并且常常害怕着一种他们不愿说也说不出的某种东西。
我到了北平。对我说来，这似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当我出去和燕京、清华和北大的学生谈话时，我发现这些学生有敏锐而灵活的头脑，并且对各种知识有很高的学习欲望。但是他们不能把他们的思想限制在寻常学习的轨道里。他们被那学院外面的许多重大问题弄得心神不安。使得他们很愤怒而紧张。在北平的美景底下，我感觉到有一个可怕的暴风雨正在酝酿着。
我在南京上海和北平住了八个多月以后，我渐渐感觉到我在生活着的那个世界有点不真实，是一个停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一个人能和他自己或他的邻居长期和平相处！
这就是那地图上和大部分的世界上人们所称为“中国”的地方。但是在最近三个月内我已经发现这不是真正的中国。
我走进真正的中国是经过山东海岸上的一个小小的村庄。我由一只颠簸的小船摇到岸边。那里没有发光的汽车把我很平稳地接到现代化的旅馆里。头一天晚上我睡在高粱铺上。第二天晚上我坐在一辆敞篷的大卡车上吼叫着通过冰冷的黑暗。到了第三天我才感觉到我已经与真正的中国会面了。这次会面是在解放区，这里生长着一个新社会的象征，它留在我的脑里永远不忘。
在天亮以后不久，我就看见一条长长的人的行列伸张在前面的大路旁边。当大卡车追上他们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正在拉着推着很大的独轮车，上面高高地堆满了货物。从汽车的后部有人喊着告诉我：
“他们是运粮食和供给品给前方部队的。”
独轮车的行列似乎是无穷尽的。我开始数它……一百，二百，四百，五百……后来我简直数得厌烦了。当卡车在桥边停下来的时候，我下了车想用力把一辆独轮车抬起来。在那些老百姓善意的哄笑当中，我尽力把它抬起，跌跌冲冲地向前推了几步。但是人家告诉我，这些人们要每天把这些人们要每天把这些货物在寒冷的天气里推着拉着走五十，六十，有时甚至要走八十里路，而且对一个刚从国民党地区来的人来说，其中最感动人的就是这里并没有当兵的用鞭子或刺刀押着他们走。他们紧张地用力向前走了又走，完全出于他们自愿。
我在山东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总看见类似的小车行列绵亘于大路之旁。我总看见他们喘着气，挥着汗，推着，拉着那些车子走上陡斜的多石的山路。我总看见那些推车的人在村庄里作简单的休息，养精蓄锐等待着又一天的沉重工作。
也许对你们生活工作在山东解放区的人们，这些推车的行列似乎是一种很平常的景象，但对我刚从外国和国民党地区来的人来说，这不是一种平常的景象。这是一种惊奇的事情。这是自由的人民保卫他们已得的自由要做的事情的一个感人而生动的证据。
我是一个一点也不懂这里的话的外国人，我常常很难确定我对解放区的印象和认识是否正确。但是有一个印象，我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得到的，而且是任何语言的隔阂都不能妨碍我得到的。那就是“自由”两字。
你们也许知道在对日战争时期，西方的民主国家曾有一个口号叫做争取四大自由。这四大自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穷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怖的自由。在全世界建立这四大自由是西方民主国家所应当斗争的目标之一。
我可以告诉你们，虽然德国和日本都被打败了，但西方各民主国家至今离开达到这目标还有一段长远的道路，并且在他们国内至少还有两种自由还未得到：那就是免于穷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怖的自由。我可以告诉你，国民党地区，据我看到的，离开得到自由的目标甚至更远。让我告诉你，我在国民党地区所经历的一段小故事。有一天当我还是奥国公使馆的职员的时候，我和一群朋友到南京城外山上去打猎。在一个小山洼里我射中了一只野鸡。我想在城里我家里已经够吃够喝的了，这野鸡明明是属于老百姓的东西，对他们更属需要。我就检起这死了的鸟，走到一个小庄上。有一个老乡正在井口打水。我微笑着把那野鸡送给他，他吃了一惊，看看那野鸡又看看我，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急急忙忙走进庄子里去了。我就跟着他。一些老百姓聚拢来了。我一边微笑着一边设法把那野鸡送给他们，他们瞠目瞪着我，一点也不笑。我可以看出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懂我赠送的意思，而是因为他们全都被吓住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吓了他们。但我吓了他们，却是事实。
现在当我已经经过了山东的许多村庄以后，我已发觉这种恐惧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假如我把同样的东西送给这里的老百姓，他们也许觉得很有趣，他们也许不接受我的礼物，但是他们决不怕我。
因此我觉得山东的人民已经摆脱恐怖的自由，这是西方民主国家要得到但还没有得到的。除此以外，由于我已经过了许多村庄，并且看见那些老百姓已经有了足够的粮食蔬菜和肉类，我觉得这里的平民比较西方各民主国家的广大群众对摆脱穷困已得到更大得多的自由。并且因为我已经听过无数的热闹的村民大会，我对山东人民已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已无疑问。
因此根据我所能判断的程度，我觉得山东解放区的人民在许多方面都比西方各民主国家在真正进步的道路上前进的更远，虽然西方国家在这道路上比他们开始得早并且有许多这里的人民所没有的有利条件。
农村的生命力和自由的最充分的表现似乎就在那无数的村民会议里。在我参加的会议里面，他们说的什么我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语言的隔阂绝不能掩盖住那会议的活跃和民主的本质。根据我所能观察的程度，任何人有话要说的都说了，而且高兴说得怎样激昂就怎样激昂。任何人如有不同意的意见也可以说。在闪烁的油灯光下注视着人们的脸，我看见很少人不注意听别人的发言。开起会来总是很长。最简单的问题也和最大的问题一样，用同等的精力讨论得一样彻底。在散会的时候我几乎每次都感觉到每一件事情都已为每个有关的人所彻底反复讨论过，而达到一个真正反映一般人意见的行得通的决定。
许多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听着附近开会的哄哄声音，我自己心里想，假如我对这些会议的印象是正确的话，那么山东的政府是建筑在一个真正实行着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面。这些男人女人和小孩子这样彻底而积极地解决他们自己村庄的问题的，就是新生的中国是一个民主的中国的最确实的保证。
去年在南京，我和另外一个外国记者正要走进那所谓“国民大会”正在开会的地方，看见三辆黑色大汽车很轻快地开进院子来。有许多人从里面涌出来奔向各个方向去。我们两人发觉自己被一群铁面的人逼到墙根上，他们的手放在口袋里，他们的口袋凸起来，显然里面装的是手枪。我当时以为我们一定是在芝加哥，而这是一群土匪正在抢劫银行——然后我瞥见一个留小胡子的小个子在更多的铁面人当中很快地走了过去。我才知道原来这是蒋介石到了，而那些把我们押起来的铁面的人并不是芝加哥的土匪，而是他的一部分卫队。
我想起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昨天晚上头一次会见山东解放区的省主席黎玉同志，而他到我的住宅来和蒋介石之到达那所谓“国民大会”，我不能找到更鲜明的对照了。这里没有大汽车停下来时煞车的尖声，也没有特务把每个在场的人逼到墙根上去。黎主席静悄悄地走进院子，只有一个警卫员同样静悄悄地相隔几步在后面跟着。他和我握手后就坐下来。那警卫员也规规矩矩地留在外面。
如果人家要我把我印象中对山东解放区政府和国民党地区的政府的区别归纳一下，我可以这样来说明它：国民党地区的政府是和那地区的人民完全不同而隔离的东西，而山东解放区政府则是与那地区的人民完全成为一个东西的。
他们的主张和目标很明白地不过是他们周围的人民的主张经过他们集中起来组织起来使之更尖锐有力而已。
国民党的宣传家们关于解放区政府讲了各种可笑的互相矛盾的话。一会儿他们说这些政府是一个铁的独裁，一会儿又说那里根本没有政府，只有几股残匪。一会儿他们说那些政府官员生活在无聊的奢侈里，并且用狡猾的鬼计来欺骗人民，但下一分钟又说这些官员是愚蠢而不识字的农民，生活得象猪一样。
当然，在我来到解放区之前我就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可笑的无稽之谈。但是去观察这里的政府实际上怎样做的，看看它实际上与国民党那些宣传家们所描画的有多么强烈的对比，则是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的。
举例来说，当我住在滨海南湖区的时候，政治指导员李希清同志花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帮助我了解那地区的情况。我记得有一次和他一同到别的庄子去的路上，我倾听着他解释土地改革，教育，慰劳前线和其他的问题。我注意到我们走过的时候老百姓向他微笑着招呼他的那种神情。我又用力去想想，在我认识的国民党官吏之中有哪一个具有他那种坦白诚恳和不加吹嘘的自信的百分之一的呢？我实在想不出。
我对解放区事物看得越多，我越认识到他们真是一个大家庭——为了自由，为了民主，为了进步，并且为了一切人类社会里认为好的，有建设性的东西而团结，奋斗着。